1、首先想到的問題就是物質生活上的富足。在春秋時代，齊國的管仲就提出“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這意味着唯有實現了物質上的富足，美好生活才具有可能性。當人們還在為衣食住行而困頓時，很難説人們是幸福的，管仲的策略就是通過實現物質的富足，為齊國贏得太平。在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中，也是將物質層面的生存需要，看成人們需要滿足層次的最基礎的條件。所以，儘管不能簡單地將美好生活等於物質生活的富足，但是倘若沒有物質上的基本滿足，人民的美好生活便無從談起。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羣眾的物質生活條件得到巨大改善，這無疑為創造和建設美好生活奠定了良好的物質基礎。
2、不過，僅僅有物質上的富足，不足以實現真正的美好生活。正如斯多葛學派的哲人塞涅卡所説：“我們有必要重視一下我們生活幸福的外部條件——物質財富，但是千萬不要對其付出過多的愛，因為你是財富的主人，不是財富的奴隸。”無論是古羅馬的哲人，還是中國先秦的聖賢，都不會將物質上的滿足視為幸福。相對於身體上的滿足，相對於生活條件的改善，這些古代的先賢，更看重精神上的偉大和恬靜。在一定程度上，這些物質條件，相反會成為阻礙他們獲得精神上的美好生活的障礙。
3、犬儒學派是一個最極端的類型，當第歐根尼住在他的木桶裏的時候，代表着他們對物質財富最極端的拒絕方式，相反，他將精神上的思索視為通向幸福的條件。當然，我們並不需要今天都像第歐根尼那樣，在木桶中實現精神上的美好生活。但是我們需要理解，對那些思想家而言，美好生活被視為一種精神上的昇華，他們將智慧、勇敢、節制、審慎等作為美德，在美德的觀念上生活是他們對美好生活的理解。同樣，在中國文化的背景下，周敦頤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成為中國士大夫們對高風亮節的生活方式的推崇，而顏回的“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已經成為中國文人堅守精神追求的一個榜樣。
哇咔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