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號西泰，意大利的耶穌會傳教士，學者。中國人尊稱其為“泰西儒士”。利瑪竇出生於意大利東部小鎮馬切拉塔的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家庭，1571年加入了耶穌會，在耶穌會辦的羅馬大學學習神學、哲學、天文地理。1578年奉命東赴果阿，1582年來到澳門，1583年，利瑪竇進入內地，在肇慶定居。在這之後，他先後定居於韶關、南昌和南京，1601年進入北京，並獲得在京的居住權，直到1610年他去世。
利瑪竇以畢生的精力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全方位地將歐洲的地理學、天文學、數學、機械學等科學文化介紹到中國。
一、刊印世界地圖, 宣傳地圓説
1583 年利瑪竇從澳門來到廣東肇慶,為了擴大天主教的影響, 他在仙花寺裏舉辦了一個西洋天文儀器展覽, 其中一幅用洋文標註的世界地圖最引人注目。中國曆代繪製的華夷圖或天下圖都只是附帶鄰近夷狄的中國地圖。在這一幅的世界地圖上, 顯示的中國只是其中一小塊而已。利氏學過繪圖技術, 在中國翻譯的幫助下, 製成山海輿地全圖。1602 年, 他應邀再次修訂了舊圖,擴充內容繪成6條合幅的坤輿萬國全圖。全圖寬361 cm, 高171cm, 這是我國最早的世界地圖。可以説, 中國人面向世界, 從這裏開始了第一步。
二、製作天文儀器, 傳播天文知識
利瑪竇在刊印山海輿地全圖之後, 便着手用金屬材料製作天球儀和地球儀 , 向來訪者講解地球的位置和各星球的軌道。他還多次準確地預報日月蝕,比皇家的欽天監還高明。利瑪竇在南京、北京等地講授天文學時, 依據的教材是他的老師克拉維斯所著的薩克羅博斯科天球論註釋一書。此書詳細解説了亞里士多德的四元素宇宙論和托勒密的行星運行軌道模型, 是當時天文學的百科全書。1601年利瑪竇定居北京後與中國學者李之藻合作摘譯了西方天文學著作《乾坤體義》三卷。書中介紹了西方天文知識, 如地球是圓形的; 太陽大於地球; 月球本身不發光, 只反射太陽光, 日食和月食的成因, 以及亞里士多德的四元行論和一些天文儀器的構造等。
三、翻譯《幾何原本》數學著作
利瑪竇決定把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翻譯成中文介紹給中國。《幾何原本》是公元前4 世紀到公元前3 世紀古希臘著名數學家歐幾里德的幾何教本, 書中所表現的那種嚴格的定義,完整的結構, 前後一貫的演繹法, 以及不依賴於數例的純幾何證明和作圖可行性的要求等, 都是我國傳統幾何學中缺少的。1606 年秋, 由利瑪竇口述, 徐光啟記錄, 合作翻譯取得成功。由利瑪竇帶來的數學對我國明代的歷法修訂和幾何體測量等方面確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眾所周知,中國數學形成於漢朝, 在宋元時期達到高峯, 明代的數學注重於商業化的應用, 理論研究缺失, 此時《幾何原本》的傳入, 它的證明和新奇使一批學者為之欽服, 以至出現了晚明、盛清的數學家言必稱幾何的情景。
四、傳入記憶術, 編中西文字字典
應江西巡撫陸萬垓之邀, 利氏撰寫了《西國記法》16 卷, 1599 年刻印。講述了表象設位, 立象設位等。用現在的話來説, 對於每一件我們希望銘記的東西, 都應該賦於一個形象, 並給它歸納分派一個場所, 這樣我們可以藉助記憶的方法來使它們重現。另外, 利瑪竇還首創用拉丁字母注漢字語音, 1605 年撰《西字奇蹟》一卷, 對我國音韻學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五、傳授西洋畫法, 教習演奏西琴
利瑪竇入華傳教, 攜帶了天主像和聖母像等油畫聖像作為貢品進獻給明朝庭。西洋繪畫注重寫實, 畫面富有層次和立體感, 很受當時士大夫推崇。利瑪竇自幼參加耶穌會, 深受宗教音樂的薰陶, 具有很高的音樂修養。1601 年利瑪竇進京時曾代表教會獻給明朝皇帝一架5 尺長、3 尺寬、3 尺高的鋼琴。皇帝派了4名樂工跟利瑪竇學習演奏, 利氏為了便於唱和, 編了8 首宗教歌曲，名為《西洋曲意八章》。
六、讓歐洲瞭解中國
利瑪竇在中國住了28 年, 著譯了16 種書稿, 不僅把西方的科學文化傳播到中國來, 還花了4 年時間把中國的儒學經典《四書》翻譯成意大利文, 介紹給歐洲。他和天主教會通訊時讚譽中國的天文學、數學和機械工藝的發達。他還通過自己的實地測量並參考了中國的歷史、地理資料, 繪製了第一幅標有經緯度的中國地圖寄回歐洲。在他的著述中, 回憶錄《中國札記》無疑是流傳最廣, 最具史料價值。此書記錄了他在中國的所見所聞, 內容涉及政治、經濟、科學、文化以及民俗民風。利瑪竇於1610 年5 月11日去世,享年58歲。萬曆皇帝下聖旨賜葬於北京平則門外柵欄寺, 他是第一位獲得在北京長久居住權的外國人，也是第一位被允許安葬在北京的外國人。
利瑪竇的貢獻不僅僅是侷限於他本人將歐洲的文化傳到中國，將中國的情況介紹到歐洲。如果説這是他傳送了文化產品的話，那麼更重要的是他建造了一座溝通東西方兩大文明的橋樑。鑑於眾多傳教士進入中國傳教的企圖均告失敗，耶穌會遠東巡察使範禮安在澳門進行了“劃時代的觀察”，制定了被稱作“適應政策”的全新的傳教策略：不是要信徒葡萄牙化，而是要傳教士中國化；要求來華傳教士學習漢語和中國典籍，改穿儒服，起中國名字。
利瑪竇則是 “文化適應政策”的實踐者和發展者。他採取學術傳教的方法，以新鮮的西方科學文化來吸引中國的文人學者；他對中國的傳統宗教採取排佛補儒的策略；認為祭祖和祭孔是世俗禮儀，非宗教禮儀，可以被天主教接受；他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對天主教禮儀作適當的調整，如禮拜形式、安息日和對女教徒的特殊對待等等。
正是因為利瑪竇實踐和發展了“文化適應”策略，中西兩大文明之間才架起了一座橋樑，才使在隨後的200年間有數以百計的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持續地將西方文化介紹到中國，造就了被稱為“西學東漸”的全方位的文化交流。
利瑪竇所開創的“西學東漸”帶來了明末清國中西文化交流的空前繁榮。在當今中國的學術界，幾乎包括所有的學科門類，只要追溯它的發展史，都無法迴避“西學東漸”的影響。“西學東漸”對中國科學、藝術和人文學，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在有些領域甚至是從無到有的開創性影響。
利瑪竇到中國來的主要目的是傳播天主教，但為了這個目的，他無意間、有時甚至是有意地傳播了西方的科學文化。由於他們在傳播西方科學與文化的貢獻，為“中華文化注入了新鮮血液”，進而影響了當時幾乎每一箇中國人。
因此可以説，作為“西學東漸”的第一人和開創者，利瑪竇堪稱在歷史上對中華文明貢獻最大的外國人。
同時，來華傳教士又向歐洲全方位地介紹中華文明，從而是在西方引起“中國熱”的先驅。正是利瑪竇等傳教士介紹到歐洲的中華文明，為歐洲的啟蒙運動提供了營養。
利瑪竇又是不同國家、不同文化之間平等相待、平等交流、互相學習、取長補短的典範。尤其是在他所生活的西方列強弱肉強食、殖民主義大肆擴張的時代，這種精神就顯得格外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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