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漢書》《漢書》的編著者班固（32—92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東北）人；“自幼聰敏”，“九歲能屬文，誦詩賦”；成年後博覽羣書，“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由於《史記》只寫到漢武帝的太初年間，因此，當時有不少人為它編寫續篇。據《史通·正義》記載，寫過《史記》續篇的人就有劉向、劉歆、馮商、揚雄等十多人，書名仍稱《史記》。班固的父親班彪（3—54）對這些續篇感到很不滿意，遂“採其舊事，旁貫異聞”為《史記》“作《後傳》六十五篇”。班彪死後，年僅二十幾歲的班固，動手整理父親的遺稿，決心繼承父業，完成這部接續《史記》的鉅作——《史記後傳》。就在班固着手編撰《漢書》不久，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向朝廷上書，告發班固“私改作國史”。皇帝下詔收捕，班固被關進了京兆監獄，家中的書籍也被查抄。其弟班超擔心他受委屈而難以自明，便上書，在漢明帝面前申説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將其書稿送到朝廷。漢明帝瞭解情況後，很欣賞班固的才學，召他到校書部，任命他為蘭台令史。蘭台是漢朝收藏圖書之處。蘭台的令史共有六名，秩六百石，掌管和校定圖書是其職責。
2、我們批評《漢書》內容，同時就該批評到班固這個人。書的背後必該有人，讀其書不問其書作者之為人，決非善讀書者。諸位不要認為書寫出便是。如他寫了一部歷史書，他便是個史學家，此固不錯。但我們也得反過來看，因他是個史學家，才能寫出一部歷史。而且我們也不要認為每一作者之能事，盡只在他寫的書上。孔子之為人，不能説專在寫《春秋》。周公之為人，也不能説專在《西周書》裏幾篇與他有關的文章上。司馬遷寫下了一部《史記》，但儘管有許多其他方面的，在《史記》裏不能寫進去。我們要根據《史記》來了解司馬遷一個活的人，若我們只讀《史記》，而不問司馬遷其人，即是忽略了《史記》精神之某一方面，或許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若我們來講人的話，則班固遠不如司馬遷多了。在後代中國，唐以前多看重《漢書》，宋以後始知看重《史記》。鄭樵《通志》裏説：“班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專事剽竊。”在《文選》裏班固有《兩都賦》、《幽通賦》等，故而説他是“浮華之士”。但若説他“全無學術，專事剽竊”，那話或許講得過分些。寫史當然要抄書，太史公《史記》也何嘗不是從舊史料中抄來。《漢書》最後一篇《敍傳》，正是學《史記》裏的《太史公自序》。但《太史公自序》把他寫書歸之其父之遺命，即在《報任少卿書》中亦然。而班固的《敍傳》卻並沒有講到他父親，説他自己的《漢書》只是承續父業。有人為班固辯護，在《漢書》裏也曾稱到他父親，而稱“司徒椽班彪”。看這五字，便見與司馬遷不同。司馬遷稱他父親為太史“公”，不直稱太史令，又更不著姓名，那見是司馬遷之尊親。而班固稱他父親便直呼“司徒椽班彪”，這可説是班固的客觀史筆嗎？班固寫《漢書》，或説開始固是繼續着他父親的寫下，後來則是奉了朝廷詔旨而寫，因此他不能説我這書是繼續父親的，這也是強為辯護。無論怎麼講，總覺得班馬兩人有不同。班固明明是繼承父業，而把父業抹去了，在他《敍傳》裏沒有大書特書地把他父親寫出來，單拿這一點論，鄭樵稱之為“浮華之士”，實不為過。
哇咔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