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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人:張偉平報復令張藝謀心寒

欄目: 大陸星聞 / 發佈於: / 人氣:2.25W

農曆“七夕”前一天,北京新畫面影業公司董事長、“大嘴”張偉平突然通過強勢網絡媒體正式宣佈與認識了20年合作了16年的著名導演張藝謀正式分道揚鑣,“我現在跟他沒啥關係了”。

知情人:張偉平報復令張藝謀心寒

張偉平與張藝謀(資料圖)

9月13日報道 農曆“七夕”前一天,北京新畫面影業公司董事長、“大嘴”張偉平突然通過強勢網絡媒體正式宣佈與認識了20年合作了16年的著名導演張藝謀正式分道揚鑣,“我現在跟他沒啥關係了”。9月4日,他再次隔空喊話,讓8月底曝光後不了了之的“二張分手”事件又興波瀾—新畫面影業公司通過幾大門户網站發出律師函,宣佈收回周冬雨、竇驍、倪妮等12名藝人的管轄權。即日,張偉平便痛批與他合作16年、出品11部電影的老友張藝謀導演。張偉平的“控訴”集中在兩點,一指張藝謀工作室是“不合法”的“皮包公司”,二稱周冬雨、竇驍、倪妮等人現在的經紀人無上崗資格。其金句“我才是孩子的親生父母……張藝謀就是個助產師”給網友以靈感,將“分手”升級為“爭子”事件。

兩個老男人的戰爭

與步步緊逼的張偉平相比,“爭子”另一方保持了張藝謀一貫的沉默風格,除了撇清與周冬雨、倪妮經紀人蒲綸的關係是“導演之前的副導演”外不做任何迴應,而“孩子們”的經紀人、從2003年起就擔任張藝謀副導演的蒲綸則通過律師宣告其“實際經紀人”的“既定法律事實不容詆譭”:“蒲綸從一開始到現在都是周冬雨倪妮等藝人的實際經紀人,這種既定的法律事實是誰也無法否認的,更是不容詆譭的。”也再無他言,卻也被媒體拿來作為“張藝謀的迴應”。

9月6日,記者聯繫張偉平、新畫面影業宣傳負責人、蒲綸,至截稿時均無任何迴應,也未見其他媒體得到迴應。9月8日,《成都商報》記者潛入位於北京東三環某高檔社區的張藝謀工作室,得到張藝謀助手龐小姐的答覆亦是“暫不回應”。

交相輝映的是,位於風暴中心的張藝謀工作室一派繁榮,人員來往不息,“籌拍新片”。張偉平在北京的新畫面影業公司則門可羅雀。對於張藝謀不迴應的態度,龐小姐説:不迴應是導演的個性。

去年12月11日,《金陵十三釵》首映,張藝謀對包括在內的媒體表示即不考慮票房,也不窺望奧斯卡。這也是張偉平最後一次見到張藝謀的日子。之後,關於張藝謀尋求新合作方的各方消息不斷。

其實上,明眼人早就看出,“二張”這一仗早在那時就已打響。首先是不再同台出現,張偉平在宣傳時説“我對得起張藝謀,所有我能想到的我都做到了……夫妻都有七年之癢,何況我們”,更有“都是明白人”這種喊話式的弦外之音,2012年3月被張藝謀開除的小演員何珺突然在微博爆料張藝謀超生,消息轟動網絡,平時常替張藝謀打點一切的張偉平則一反常態,示意要記者去問張藝謀本人,直接將低調的張藝謀推到風口浪尖。而據網上有心人士的評點,網上有名有姓的那位陳姓女孩的照片是一張身份證照,這張身份證照只有極私人的關係才可以得見,誰是真正的放料人?

張藝謀去向仍是疑

此事過後,張藝謀依然封口,但暗中卻加快了擺脱張偉平控制的腳步。小馬奔騰影業公司高級副總裁張一白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張藝謀現在和小馬奔騰沒有任何關係。較早在微博爆料張藝謀與小馬奔騰進行接觸的“宇文翮”(化名)則對記者表示,至今未有張藝謀簽約某家公司的確切消息,但相信張藝謀可能已與萬達影業達成項目式合作協議。

從北京小馬奔騰影業公司開出上億酬勞和票房分成、股份紅利,到萬達影視公司獻上的“現金、股權、票房分成共10億”的“大禮包”,至“首期募資高達近20億”的“張藝謀文化產業基金”,張藝謀的“江湖身價”迅速飆升,又一一落空,均被張藝謀工作室指是假新聞。而據《財新》8月底的報道,以上相關各方都曾間接證實過雙方存在接觸,並指這些談判均由張藝謀親自上陣。

雖然還不知道去向何處,但張藝謀是必走無疑。可能正因為張藝謀默無聲息卻無比堅定的出走,讓多年來以保護人自居自覺付出甚多的張偉平難以下台,8月,這位昔日被張藝謀稱為“在家打幾個電話就能賺大錢的”狠角色親自出馬痛心疾首老友的“不告而別”,甚至屢屢放話:“你如果沒幹虧心事,幹嘛躲着我啊……現在沉默是心虛。”在如此情勢下,多次尋找中間人表達採訪要求時,幾經遊説,張藝謀還是一如既往地不願接受採訪,不過,記者採訪與張藝謀關係密切的身邊人,聽到張偉平在報紙上炮轟張藝謀“心虛”一事,朋友冷笑一聲“恐怕不是心虛,是心寒吧”。

爭議的三個重點

得不到當事人的確認,媒體開始為張藝謀的“出走”找理由。張偉平稱兩人合作16年未有任何合約,最近兩部電影《山楂樹之戀》和《金陵十三釵》僅收支平衡,連同之前“天價鐵道部宣傳片”的新聞,媒體綜合分析,認為張藝謀近兩年未從張偉平處拿到任何酬勞,因“開銷大、零片酬”而另尋良木。

但是什麼事讓張藝謀心寒,張藝謀不願細説,與雙方都各有交情的圈中人士大多三緘其口,不想蹚這混水,綜合網絡消息與圈內人士的透露,可以歸結成一句俗不可耐的話: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爭議的三個重點主要集中在對張藝謀電影的創作主導權的歸屬,其中就包括選角的意見不一;還有從《一個都不能少》到《山楂樹之戀》就存在的“二張”的影片分成問題;最後一點則是兩人性格迥異。小張藝謀8歲的張偉平是“膽大包天”的幹部子弟,“想什麼就説什麼”,從來不怕得罪人,和別的低調的製片人不一樣,他凡事衝在頭裏,給記者提供張藝謀的各種細節,以及兩人之間深厚的友情,比如“張藝謀,是我一生中不可多得的朋友”、“除了他母親,我是這個世界上最瞭解他的人”、“張藝謀不記得他自己的生日,但記得我的生日”。他送張藝謀江詩丹頓,張藝謀則送他連自己都不捨得買的七萬元的皮衣。每次新片上映,他總會因為各種出位的言論而成為輿論焦點,四處放炮,成為比導演張藝謀還閃亮的新聞人物,而“出於哥們義氣投了《有話好好説》,賠了1000多萬”、“張藝謀的文藝片都不賺錢賠本賺吆喝”、“抵押房子支持張藝謀拍《金陵十三釵》,投資六個億”是他經常掛在嘴邊的話。在他們同行的這十來年裏,他無時無刻不扮演着張藝謀的恩人與代言人的角色,“藝謀曾説過在世上最讓他感激的就是他母親,他女兒和我”,而張藝謀則是“除了拍電影,什麼都不懂的人”。有意思的是,張藝謀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經説過,他拍的電影沒有一部賠錢。

“非走不可”的三大原因

2010年,曾在攝影棚內拍攝過“二張”的時尚雜誌的記者這樣描述過兩人相處的情形,張偉平是人羣的中心,他不停跟周圍人開玩笑,調節氣氛,拍攝時會很親熱地把手搭在張藝謀的肩膀上;而雖然作為一名大導,且當過兩部片子男主角、得過影帝的張藝謀,“當攝影師叫好的時候,張藝謀的臉上還是會掠過那麼一絲不自然。”在記者眼裏,他是一個拘謹的話極少的陝西男人,身上散發着一種濃重的倦意,“有人給他沏上了一杯茶,他的眼神就會不自覺地盯着那隻茶杯”。

2011年,在跟自己的傳記作者方希聊天時,他們做了一個行為風格測試題,説到各種行為人格,張藝謀突然面露苦笑,説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和價值觀不一致的人真不能合作,合作是一種痛苦。”

張藝謀悄然出走,卻又不發一言,據熟諳內情的資深經紀人T小姐向記者獨家透露,有三點原因讓張藝謀非走不可:“首先從《一個都不能少》到《山楂樹之戀》,張偉平都不是實際投資人,他在對外説話的時候,含糊其辭。實際上他只負責電影項目在國內的報批和送審,他拿的是國內的發行費。最關鍵的問題是,他並不按照實際產出利潤分賬,這一點當事人心中最清楚。其次,《金陵十三釵》和《山楂樹之戀》都虛報了拍攝成本,其中《金陵十三釵》的費用只是宣傳的1/3。而這兩部電影,張藝謀在其中既無片酬也無分成,等於是分文沒收。”最後至於張藝謀為什麼不辭而別,不見面,不迴應,不是心虛,是“他天生不喜沾惹是非,個性內向,特別不願意惹麻煩,而且多年的合作者在媒體上互相攻擊,無非是白給人看笑話”。最大的原因還是“張偉平首先策劃了一系列報復性行為,包括曝光家人、發律師文書……張偉平最近的表態,顯得自己在整個事件中特別無辜和委屈,也確實讓張藝謀無言以對。”

農曆“七夕”前一天,北京新畫面影業公司董事長、“大嘴”張偉平突然通過強勢網絡媒體正式宣佈與認識了20年合作了16年的著名導演張藝謀正式分道揚鑣,“我現在跟他沒啥關係了”。

張偉平與張藝謀(資料圖)

那陣炫目迷離的張藝謀單飛風暴已過去二十餘日,張藝謀導演所尋求的新巢至今尚未浮出水面,相關各方依舊諱莫如深。

“二張分手”事件轟轟烈烈,娛樂性不低於男女分手,也讓一個過去不怎麼受大眾關注的板塊浮上水面:中國電影圈中,大牌導演是怎樣和公司合作、分成的?

馮小剛成股價晴雨表

在9月4日接受採訪時,張偉平感歎華誼兄弟傳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誼”)與馮小剛簽約的路“是對的”,“好萊塢其實就是這樣”。他表示,未來和新導演合作,不能再走以往“哥們義氣”的老路。

即便有合約束身,導演過的電影總票房超過20億的馮小剛,也曾遭遇“高價挖角”。2009年8月,距離華誼上市僅剩2個月,媒體爆出香港英皇開出1億元人民幣、10年拍3部電影的價碼尋求馮小剛“轉會”的消息,馮小剛隨後表示找自己的公司很多,價碼比英皇開得高。與這次記者們對張藝謀“收入太低”的猜測如出一轍,彼時媒體估算馮小剛一年僅能拿到100萬元片酬,“深表同情”。當華誼成功登陸國內A股創業板、成為“中國娛樂第一股”後,董事長王中軍高調出示了公司與馮小剛續簽的合同的部分內容:包括當時正在攝製中的《唐山大地震》在內,“馮小剛至2018年要為華誼拍攝共7部電影;未經華誼書面同意不得為其他機構或人士拍片”。

而此時,馮小剛在2007年華誼首次增資擴股時以每股0.53元購買的288萬股股票,已價值8000萬,飆升50倍。

2010年8月,《唐山大地震》國內總票房突破6億元,創下國產電影新高。3個月後,華誼限售股解禁,和同樣持有華誼股份的張紀中導演相反,馮小剛選擇了套現。根據華誼2010年年報,媒體計算,馮小剛至少在所持576萬股中套現184.8萬股以上,套現超過5800萬元。“金字招牌”大幅售股,或多或少影響了華誼的股價。2011年12月,英皇電影將馮小剛的老搭檔葛優從華誼挖走,代價是為葛優斥資5億元,在5年內開拍3部電影。葛優的“出走”,導致華誼股價五個交易日連續大跌11.4%。2012年2月,馮小剛在微博上稱“對電影的愛越來越淡”,感慨“也許真的到了要和它説分手的時候了”,再撼股民信心。不知是否為了穩定股價,末了馮小剛在微博上表態應“尊重與華誼的合約,併力所能及高質履行”,他説:“各位就當我在微博上撒了一回嬌吧。”

是真的“對電影的愛越來越淡”,還是股民給予的壓力太大,或是合約束縛了創作衝動?《唐山大地震》宣傳時,馮小剛一邊表白“我就是喜歡拍電影”,一邊如數日子般地表示“《非誠勿擾2》拍完了之後,還有5部我就可以退休了。”因為和製作公司捆綁在一起,通過股市收穫頗豐,讓無數導演為之羨慕的馮小剛,好像亦為這種捆綁而苦惱。為避免“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華誼也在為自己解套,一方面努力降低電影收益在整體收益中的份額,另一方面着力尋找新導演。

和80歲仍在堅持拍電影的黑澤明相比,今年54歲的馮小剛算是年輕人。有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對記者稱,英皇電影老闆***至今對馮小剛念念不忘,馮小剛亦有可能步張藝謀後塵,離開老東家,投奔新生活。

地產商的“古典好萊塢模式”

當張藝謀的緋聞對象尚是“小馬奔騰”時,影評人釋凡就曾如此暢想:“如果張藝謀與小馬奔騰合作,以後新畫面被一線影業除名,小馬奔騰將直接上升一個檔次。其格局是:張藝謀、張一白、甯浩領銜小馬奔騰;馮小剛、陳國富領銜華誼兄弟;徐克、麥兆輝、莊文強、爾冬升、王晶領銜博納影業;陳嘉上、李仁港、高羣書領銜光線影業;陳可辛領銜星美影業。”儘管張藝謀領銜小馬奔騰已經不可能,但這依舊勾勒出了當下中國大導們與影視公司之間的版圖。

自1993年國家廣電總局(原國家廣播電影電視部)下發了《關於當前深化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及其《實施細則》至今,不足20年的時間裏,中國電影行業發生了深刻變化。從“合拍片熱潮”到“社會集資”影片的出現,從以《英雄》為代表的國產大片出現,到國營製片廠的“廠標”從銀幕上消失;當《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簽署後香港電影人集體北上,當以華誼為首的民營影視公司壯大上市,知名導演們的合作自由得到了空前的解放。2010年,中國電影票房突破了100億元,其中國產電影票房接近六成,全年總產量達到了526部。據《2012年廣電藍皮書》統計,截至2012年1月底,全國銀幕總數已有約9600塊,躍居世界第二。

釋凡勾勒的版圖,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漸漸成型。市場的膨脹,顯現出優質內容的缺乏,有市場口碑的名導便奇貨可居起來,儘可能地將名導和他們背後的各類資源收入囊中,成為幾大民營影視公司在內容建設方面的重要工作。

版圖劃定,結合方法各有不同。中國電影公司中最早嘗試簽約導演的華誼,現在反而放棄了與馮小剛的捆綁合作模式,他們推出“H計劃”,以11位導演的10部電影為核心,其中不僅有徐克這樣的大師級名導,也幾乎收錄了兩岸三地最具市場潛力的青年導演。王中磊對媒體説:“以前華誼簽約過幾位導演,除了馮小剛外,跟其他導演的合作,我覺得都給雙方帶來了很大的壓力”、“我覺得采用作品合作的方式,通過合作我們彼此體驗對方是否能夠如我所期,這樣關係可能會更長久,也更愉快一點”。即便該計劃中的新秀導演烏爾善憑藉《畫皮2》拿下超7億元票房,成為2012年上半年國產電影的大贏家,也未見華誼與其簽署深度合約的新聞。

陳可辛以自己的製作公司“我們製作”與星美合作。他與星美老總覃宏達成的“合作默契”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我們製作’要實現在製作、宣傳、發行的主導……一些投資方會對創作者承諾自由度,但是工作時難免摩擦和矛盾”,“沒有任何合約可以保證我們的自由度……知己知彼對我來説,是一份安全感”。

同陳可辛一樣帶領團隊與星美合作的還有陸川,他旗下公司名為“川製作”。“川製作”宣傳總監何毓文以《王的盛宴》為例,向記者介紹了雙方合作的詳細構成:“簡單地説,星美是投資方,‘川製作’是承製方,我們主要負責製作,也參與部分宣傳發行。最初計劃投資的7000萬由星美負責,後來超支1000萬,則由‘川製作’以入股的方式承擔,按比例分紅。”何毓文透露,作為導演、編劇的陸川並沒有在《王的盛宴》中拿現金酬勞,也以技術入股的方式分紅。“現在,知名導演很少有隻拿片酬的,他們大多要求使用自己的團隊,這樣除了個人酬勞之外,製作費用也由這些導演分配,這幾乎已成主流的項目合作方式。”何毓文説。

星美老總覃宏認為“簽約導演這個概念已經過時了”,他選擇直接入股導演的工作室或者公司。“要形成一個資產上的鏈接,你的項目我有優先選擇權,而且你想跟別的公司合作,也必須經過我的同意。即便星美不是完全控股也要是最大股東,而且必須擁有發行權”,覃宏對媒體解讀這種方式的控制力與靈活性,“我希望到一定程度可以向公司性質發展,他們也可以擔任監製、扶植青年導演,沒準這些導演以後發展成為夢工廠、環球了,那星美也是跟着你一塊成長的”。

近年來高調進軍影視界的地產商,為名導們提供了更廣闊的選擇空間,他們不缺錢。2012年4月,保利影業宣佈未來3年將在全國範圍投資管理數十座影城,影城總數達近百座,銀幕數量超過600塊。至5月,萬達已“開業五星級影城86家,730塊銀幕,其中IMAX銀幕47塊,佔有全國15%的票房份額”並“計劃到2015年開業200家影城,擁有銀幕2000塊,成為排名全球前列的電影院線”。6月,恆大大舉進軍音樂界,同時宣佈將在影視和院線方面“小有動作”—除了在旗下200個樓盤中大舉佈局自己的電影院線,還將在全國設立150餘家恆大影城。

掌握着大量渠道資源的影院地產商們,對產業上游的內容生產也極富興趣,這也是資本市場對張藝謀加盟萬達看好的原因所在。在何毓文看來,這將是“古典好萊塢模式”:“制發一條龍,有利有弊。”張一白認為,對於導演而言這是一件好事:“更多的投入能帶來更多投資、更多機會,但如果導演的創作得不到尊重,還是無異於殺雞取卵。即便房地產新貴們有雄厚的資本和渠道優勢,也要解決這個問題:在吸引導演的時候有沒有為導演架構起一個專業平台以體現價值?導演和資方的衝突矛盾並不會因為有錢、有渠道而消失,它還是存在。”

資方與導演,誰更有話語權?

小馬奔騰董事長李明向來低調,在他眼中,做了20多年廣告公司、15年電視劇的小馬奔騰是電影界的新兵。他對媒體表示:“2010年的《越光寶盒》是我們首次獨立操作電影,最後1.5億元人民幣的票房讓我們走出第一步;《劍雨》是我們和吳宇森導演合作的第一個項目,基本上達到了品質上的高水準;到了《將愛情進行到底》,張一白進入公司,從製作、營銷、發行都是成功的,達到公司最高期望。”

曾經的導演張一白,如今是小馬奔騰的高級副總裁,他向記者介紹了小馬奔騰與導演的合作方式:“我們有簽約導演,例如吳宇森、甯浩等。公司和他們簽署的是排他性協議,在簽約時間內只能在《小馬奔騰》導演電影。這些導演都擁有小馬奔騰的股份。我們還投資一些非簽約導演,進行項目合作。例如最近上映的《邊境風雲》。”

華誼兄弟董事長祕書胡明曾向《財新》記者坦言,國內大成本電影的導演、明星片酬與片場及後期製作成本比例已達到六四開,而好萊塢的這一比例為四六開。這是否因製作公司為爭搶資源所致?張一白對記者説:“小馬奔騰簽約導演所花費的代價,還是和這些導演的藝術地位與市場價值相匹配的。雙方合作的前提是建立在價值觀的認同上,而不是拿錢來砸的。我並不認為給這些導演的報酬過高。”吳宇森和甯浩以工作室形式簽約小馬奔騰,除了簽約費用外,還有不打折的片酬,以及分紅。“分紅根據不同的導演的市場價值而定,年輕導演也能拿到,只不過較少。”張一白説。至於名導在小馬奔騰能拿到的最高的分紅比例,他以“商業機密”為由拒絕透露。

張一白特別向記者強調:“片酬這塊,撇開演員明星的溢價和增值,其實整個電影行業工作、創作人員拿到的報酬目前還是很低的。不能只看到少數頂尖的導演拿得很多,絕大多數導演拿到的酬金和他們所付出的勞動相比相差甚遠。”他以整個藝術界進行橫向比較:“相同級別、水平的畫家、藝術家和導演相比,前者比後者拿到多得多。很多導演被藝術的名義綁架了。尤其是拍第一部電影的時候,不僅拿出所有資源來拍攝,還往往拿不到錢,他們需要這樣幾部電影才能積累名氣。在這其中,能成功突圍、到岸的屈指可數。

“導演不是大家想象的那麼有錢,那麼有權威。在中國,導演權勢只存在喊預備、開始、停機的時候。”資方和名導之間誰更強勢?張一白説:“現在很多導演都和投資方有摩擦。為何開始惺惺相惜,到後來大多相互埋怨呢?問題的癥結在於,導演到底應該擁有多大的話語權?”

張一白用導演和資方管理人員兩個身份來看待同一個問題:“不得不承認,很多投資方缺乏專業人才為他們做判斷,往往是一些非專業人士通過道聽途説來對導演的工作粗暴干涉,這種現象很嚴重。但導演忽悠投資方的現象也大把存在。在中國電影的現階段,出現這種現象也是正常的。要解決這個問題,一靠通行的規矩,二靠平台的專業化。換句話説,一要看導演有沒有專業的市場態度,二要看製片方有沒有一個專業的藝術判斷。”

“資方和導演要長久合作,就不能存在誰強勢誰弱勢的問題,”張一白説,“真正成功的導演都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比如説馮小剛,他和華誼能合作這麼久,一定解決了彼此的地位問題。一個好導演必須解決它,不然無法保證你創作作品的延續性—當然,你不能舉張藝謀和張偉平這種關係為例。”説到這裏,張一白笑了笑,隨後補充:“他們合作了這麼久,應該之前也曾解決過這個問題。”

“二張”當年情

張偉平也曾説張藝謀不愛説話,沒有太多朋友,他不太善於交際,交友也很謹慎。不過讓人覺得諷刺的是,就算張藝謀這樣謹慎花了20年時間交到的這個朋友,最後還是無情地反面了。

兩人相交本是偶然,張偉平在2004年接受《看電影》雜誌採訪時曾提到他與張藝謀的相識是在一個朋友的聚會上,那時張藝謀剛拍完《紅高粱》,“當時我太太是鞏俐的影迷,我當時在醫院做藥劑師工作”。只有高中學歷的張偉平出身部隊家庭,1989年他成為西門子公司駐北京代表處的經理,不久後下海經商,憑着深厚人脈做起航空食品、藥品、房地產生意,成為上世紀90年代初先富起來那一批人。1996年,張藝謀因為拍攝《有話好好説》遇到資金困難,張偉平與另一個朋友加入投資,從此進入張藝謀的核心生活圈。

“藝謀可愛起來有點像個孩子。”“作為張藝謀同志的鐵哥們兒,我有義務成全他。”言猶在耳,但到了16年以後,張藝謀的出走,讓苦心經營“二張”組合多年的張偉平雞飛蛋打。張偉平曾經罵別人“借罵張藝謀炒作自己的,都是人渣!”但如今,他自己也成了“罵張藝謀的人”。

“連大師都説,我們倆陰陽結合得非常好。”和平時期,張偉平曾這麼描述他們的關係,在張偉平看來,他是陽,張藝謀是陰,但張藝謀出走以後,張偉平成了怨氣沖天的那一個。更要命的是,兩人多年的合作從來沒有簽過一紙合約,全是靠口頭協議,這情形很像同居多年的男女,男的跑了,女的哭天搶天,但清官難斷家務事,誰説得清。這是打不起的官司告不起的狀,只有通過媒體把事情放大放大再放大,利用輿論壓力進行某種報復。

在旁人看來,這或許也是張偉平急於要把張藝謀拉回戰圈,步步緊逼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