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報答辛德勒的救命之恩，死裏逃生的波德克·菲佛伯格決定傾盡一生去講述辛德勒拯救猶太人的故事。本片於1993年3月1日在波蘭克拉科夫開拍，並且一直持續了71天。
為了報答辛德勒的救命之恩，死裏逃生的波德克·菲佛伯格（Poldek Pfefferberg）決定傾盡一生去講述辛德勒拯救猶太人的故事。1963年，菲佛伯格試圖與米高梅公司合作拍攝一部關於辛德勒的傳記片，但最終未能如願。1982年，澳大利亞小説家托馬斯·肯尼利在遇見菲佛伯格之後，出版了小説《Schindler's Ark》，一舉奪得布克小説獎（Man Booker Prize）。美國音樂公司（Music Corporation of America）總裁西德·謝恩伯格交給史蒂文·斯皮爾伯格一份《紐約時報》的書評，斯皮爾伯格被辛德勒的故事震驚了，甚至對小説內容的真實性提出置疑，他説：“是什麼驅使一個男人傾其所有去挽救那些無辜的生命呢？”產生濃厚興趣的斯皮爾伯格希望環球影業能買下小説的改編拍攝權，1983年初，斯皮爾伯格與菲佛伯格會面，菲佛伯格問道：“請問你準備什麼時候開拍？”斯皮爾伯格答道：“10年後。”
斯皮爾伯格不確定自己能否駕馭這部關於大屠殺的電影，曾試圖將影片讓給羅曼·波蘭斯基，不過波蘭斯基不願執導本片，因為他發現影片題材過於敏感，他的母親就慘死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毒氣室裏，而他本人也是克拉科夫猶太人區的倖存者，他希望執導屬於自己的大屠殺電影（2002年的《鋼琴家》）。另外，斯皮爾伯格還曾找到西德尼·波拉克和馬丁·斯科塞斯，不過他不願錯過這部警醒後代的作品，於是讓斯科塞斯執導了重拍版的《恐怖角》。比利·懷爾德也曾有意執導本片，以紀念他死在奧斯威辛的家人。在聽説波斯尼亞種族清洗行徑和大屠殺否認者的無恥言論後，斯皮爾伯格終於決定親自執導《辛德勒的名單》，因為新納粹主義在柏林牆倒塌之後開始日漸抬頭，而且斯皮爾伯格是猶太人後裔，在養育孩子時，他開始學會接受猶太人的傳統。西德·謝恩伯格同意拍攝《辛德勒的名單》，但前提是斯皮爾伯格必須先執導《侏羅紀公園》。
為了報答辛德勒的救命之恩，死裏逃生的波德克·菲佛伯格決定傾盡一生去講述辛德勒拯救猶太人的故事。本片於1993年3月1日在波蘭克拉科夫開拍，並且一直持續了71天。
1983年，小説原著作者肯尼利開始着手改編劇本，他聚焦於辛德勒的眾多關係，並且承認沒能充分壓縮故事，以致完成的劇本仍長達220頁。斯皮爾伯格隨即指派《走出非洲》的編劇科特·路德特克完成劇本第二稿，但後者認為辛德勒的內心轉變讓人難以置信，於4年後放棄。在斯科塞斯有望成為本片導演時，曾讓斯蒂文·澤裏安改編劇本，而澤裏安的劇本只有115頁，斯皮爾伯格要求他將劇本擴充至195頁，並着重描寫故事中的猶太人和延長猶太人區的大屠殺場景。
關於演員
早在選角初期，連姆·尼森就參加了辛德勒角色的試鏡，1992年12月，在看過他在百老匯舞台劇《安娜·克里斯蒂》（Anna Christie）中的表演後，斯皮爾伯格認定他是扮演辛德勒的最終人選。沃倫·比提、凱文·科斯特納和梅爾·吉布森都曾希望扮演辛德勒。肯尼利曾在書中交代：辛德勒不過是德國納粹眼中的小丑，如果將納粹比作是紐約人，那麼辛德勒就是來自阿肯色州的鄉巴佬，納粹不會認真的對待他，而他正充分利用了這點。為了幫助尼森準備角色，斯皮爾伯格讓他研究了兄弟華納公司總裁史蒂夫·羅斯（Steve Ross）的錄像帶，斯皮爾伯格一直認為羅斯的氣質與辛德勒如出一轍。
拉爾夫·費因斯憑藉他在《一個危險的男人：阿拉伯後的勞倫斯》和《新呼嘯山莊》的表演得到了納粹軍官阿蒙·戈斯的角色，斯皮爾伯格是這樣評價費因斯的：“我見到了一個性感的魔鬼。他的表演非常微妙，你會從他眼中發現仁慈的瞬間，但隨即又會變為陰冷。”為了演好這個角色，費因斯不僅增重28磅，而且還觀看了新聞影片並請教了認識戈斯的大屠殺倖存者，從而演繹出形神兼備的殺人魔頭。當一位經歷過所有事件的倖存者看到身着納粹軍服的費因斯時，竟然被嚇得渾身顫抖。
片中共有126個有台詞的角色，劇組在拍攝期間共僱用了3萬名臨時演員，其中兒童演員全都是“辛德勒猶太人”的後代，扮演倖存者的演員也都是信奉天主教的波蘭人。
為了報答辛德勒的救命之恩，死裏逃生的波德克·菲佛伯格決定傾盡一生去講述辛德勒拯救猶太人的故事。本片於1993年3月1日在波蘭克拉科夫開拍，並且一直持續了71天。
關於拍攝
本片於1993年3月1日在波蘭克拉科夫開拍，並且一直持續了71天。片中場景都在真實地點拍攝，只有普拉紹夫集中營是在原址附近重建。由於劇組人員被禁止進入奧斯威辛，所以他們在集中營外搭建了複製品進行拍攝。當地人非常歡迎劇組進駐拍攝，不過有些居民是反猶份子，他們在拍攝地附近的廣告牌上畫滿反猶符號。一位將費因斯當作納粹的老婦人説：“德國人是魅力迷人的民族，他們從未濫殺無辜。”本·金斯利曾差點對侮辱以色列演員邁克爾·施奈德的老頭拳腳相加。儘管外界環境紛繁複雜，可劇組上下卻是一片祥和，在逾越節時，所有德國演員都戴上了猶太人的圓頂小帽並翻開哈加達，而以色列演員會向他們講解其中典故，種族和文化的差別全被拋到了腦後。
拍攝《辛德勒的名單》也讓斯皮爾伯格經歷了情感之旅，因為影片主題讓他回想起童年時的不快經歷。在參觀奧斯威辛集中營時，斯皮爾伯格曾因沒能失聲痛哭而自責不已，在拍攝納粹醫生讓猶太老人裸奔的場景時，斯皮爾伯格刻意拒絕觀看。多位女演員在拍攝淋浴場景時幾近崩潰，而其中就有人出生在集中營。在拍攝期間，斯皮爾伯格的妻子凱特·卡普肖和5個孩子一直在片場上陪伴他，他的雙親和拉比也曾赴片場探班。羅賓·威廉斯每隔兩週就會給斯皮爾伯格掛電話，講笑話逗他開心。斯皮爾伯格還曾放棄部分片酬，因為他於心不忍，並認為影片必敗無疑。
斯皮爾伯格沒使用情節串聯圖板，而是採用了紀錄片的拍攝方式，並從1956年的《扭曲的十字》和1985年的《浩劫》中獲取了靈感。影片有百分之四十由手持攝影機拍攝，斯皮爾伯格放棄使用吊臂、攝影機穩定器、變焦鏡頭和任何能營造出安全感的設備，這種風格讓斯皮爾伯格覺得自己像個藝術家，因為可用工具很有限，他認為完全不必指望這部電影能取得商業成功。此時的斯皮爾伯格已經成熟了，過去他一直對塞西爾·B·戴米爾和大衞·裏恩頂禮膜拜，而在《辛德勒的名單》中，他形成了完全屬於自己的拍攝風格。
攝影師賈努茲·卡明斯基將本片的黑白風格比作德國表現主義和意大利新現實主義，他希望影片畫面能顯現出一種永恆的質感，不過一向拍攝彩色電影的劇組人員一時很難適應黑白片，藝術指導艾倫·斯達斯基必須作出相應調整，為避免人物與背景混淆難辨，斯達斯基不得不讓背景的明暗與人物有所區別，而且服裝的顏色也要與膚色和佈景顏色迥然不同。
哇咔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