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實上，早在1982年，吳念真和小野就寫過大陸題材的電影，即新電影主將之一王童執導的《苦戀》。” 吳念真聽過很多類似的故事，“還聽過很慘的”：為了見上一面，大陸的一位母親和台灣的兒子分別到香港。
吳念真。攝影 本刊記者 甄宏戈
《台灣念真情》
吳念真：拍電影寫小説的“小人物”
或許與他的出身有關，或許是他更關心“底層”的生活。吳念真雖然在台灣文化圈交往極廣，資歷極深，但他更像一個樂於敍述小事的小人物。
本刊記者/陳濤
8月14日中午，吳念真剛下飛機，感覺“整個北京是在放冷氣”。下午，他對《》記者説，“昨天在重慶，高温40度，真的很可怕，北京舒服多了。”
從廣州、成都、重慶到北京，接下來的幾天他還將去南京、杭州、上海。七城之旅，每一場讀者見面會都“爆棚”，吳念真講讀了新書《台灣念真情》，然後給排長隊的讀者簽名。
一年前，《這些人，那些事》在大陸出版時，“當時還不清楚大陸的讀者會怎樣看。”吳念真沒有想到，大陸竟然這麼多自己的“粉絲”。這些讀者熟知他寫過的《戀戀風塵》《悲情城市》《無言的山丘》等劇本，以及演過電影《一一》中的角色NJ(簡南俊)。
為了與大陸讀者交流，60歲的他玩起微博，自稱“吳念真老先生”。之前他都用Facebook。
“我覺得大陸的讀者比較願意跟作者分享，台灣的讀者就比較冷漠。”吳念真對《》説，“站在作者的立場，最喜歡的就是，書看完之後帶給讀者共鳴或者不同的反思。”
“我的書也變成簡體字了”
吳念真第一次來大陸是在1990年。當時香港導演許鞍華在上海拍《客途秋恨》，劇本是他寫的。吳念真到上海，主要是跟許鞍華討論下一部電影《極道追兇》的劇本。
“那時候，上海剛開始建設，基本上是個大工地，到處都在挖，都是泥濘。”當時，吳念真還帶了個錄影機，想拍點東西回去看。回到台北，發現錄影帶根本沒辦法看，“整個都很吵，全是喇叭聲和腳踏車的聲音。而且很多腳踏車上面還裝兩個鈴鐺。”吳念真對記者模擬着“啪啪啪，嘎嘎嘎”的聲音。
和許鞍華討論完劇本，吳念真順便到了北京。之後，他偶爾會和朋友到大陸游玩，直到三四年前吳念真的廣告公司設置了上海辦事處。“其實我還蠻少來的，上海的辦公室也拍廣告片，都是請這邊的導演拍。我會來，來就是請他們吃飯。”吳念真笑道。
吳念真首次在大陸公開活動，是去年夏天籤售散文集《這些人，那些事》，這是他第一本正式的簡體字書。今年5月，他的小説集《特別的一天》出版，8月《台灣念真情》接踵而至。
《台灣念真情》其實是1990年代台灣一檔電視節目，由吳念真策劃、主持，講述台灣正在消失的行業及各鄉鎮角落的小人物，幾成“台灣的民間地圖”。這檔節目做了三年半，又重播過兩次，前後達十年之久。
吳念真感到“很開心”，大陸讀者對台灣的故事充滿了興趣。
事實上，早在1980年代，吳念真的書在大陸遭遇過“盜版”，那是他第一本小説集《抓住一個春天》，台版在1977年即出版。當時大陸的朋友跟他説，“你的書在這邊有出哦。”吳念真便找到了出版社的地址，寫信，“印了我的書，也送我幾本吧。”大陸出版社果然寄了十本到台北，並附信，“可否簽名五本，寄回。”哭笑不得的吳念真，寄回了五本自己並未授權出版卻簽名的書。“那個時候，很奇妙的感覺，我的書也變成簡體字了。”他笑着説。
這一次的七城之旅，成都、重慶他還是第一次去，但行程匆忙，“就待了一天，或者一個晚上，什麼都沒看到。”二十年後，再遊大陸，一切都不同了。吳念真説，“國際化以後，全世界的城市都差不多。”
“我長成這樣子，還當主角？”
在台灣，吳念真的名字始終跟楊德昌、侯孝賢以及新電影運動聯繫在一起。楊德昌在2007年去世後，兩岸的媒體經常問吳念真關於楊德昌的問題。“人都不在了，老實講，我不是很喜歡提這個。”吳念真説，“想認識導演，看他的電影就好了。”
1978年，吳念真開始接觸劇本創作，兩年後進入中央電影公司做編審，與當時的作家小野成為拍檔。1982年，《光陰的故事》上映，電影分成四段，由陶德辰、楊德昌、柯一正、張毅執導，後來這部作品被公認為是台灣新電影運動的開山之作。1983年，由侯孝賢、曾壯祥、萬仁執導的《兒子的大玩偶》，同樣以集錦片的方式推出幾位年輕導演。這背後，均是吳念真、小野策劃，他們被看做新電影的推手。而作為編劇的吳念真，曾五度獲得金馬獎最佳編劇，俗稱“吳金馬”。
而相比之下，大陸媒體和影迷對吳念真提及最多的當屬電影《一一》。2000年時，楊德昌找到吳念真，讓後者演男主角。“我長成這樣子，還當主角？你不要鬧啦！”吳念真説。“劇本就是根據你寫的，男主角的英文名跟你一樣，也叫NJ。”楊德昌説。吳念真只好當一回男主角。
與喜歡講故事、喜歡開玩笑的吳念***比，《一一》中的生意人NJ實在顯得“苦悶”。連小野也説，“吳念真從頭到尾都是一個好玩的人。”
但吳念真回憶，“那個時候我比較累，這是我人生裏面很難忘的部分。”累，主要是他在上世紀90年代，四十幾歲開始經營起自己的企劃公司，做起了“生意”，楊德昌抓住了他最累的階段。
而在那之前，1980年代的吳念真也挺“累”，創作了50多部電影劇本。除《悲情城市》《戀戀風塵》之外，《魯冰花》也留在一代人的記憶中，它與《媽媽再愛我一次》一起用充滿淚水的劇情激起了觀眾的悲情，在大陸還並不豐富的屏幕上掀起收視g.c。
“兩邊某些東西有一種默契”
吳念真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他喜歡説“這樣子”，程度形容詞喜歡用“蠻”。白色體恤、灰色西褲是他的慣常着裝。接受採訪時，他時常把眼鏡取下，邊喝咖啡，邊講故事。
聊起1980年代台灣電影的輝煌，吳念真説，“當時社會積蓄了很多力量。1980年代的台灣蠻有趣的，這羣人彼此都認識，台灣很小嘛。做音樂的李宗盛被我們抓來當演員，黃韻玲才十多歲也被抓來做電影配樂。”在新千年後，吳念真執導舞台劇《人間條件》，又把黃韻玲，以及導演柯一正、李永豐等人抓來當主演。
吳念真也關注過大陸電影。1985年，他在香港參加影展，看了一堆大陸導演的作品，包括《城南舊事》《夕照街》等。當時兩岸電影人還無法正常來往，好幾天晚上，吳念真和幾個台灣導演跑到大陸展區，只看電影。
在吳念真的印象中，《白毛女》《智取威虎山》《紅色娘子軍》是大陸比較典型的電影或舞台劇，他還對記者唱起了“北風那個吹，雪花那個飄”。“但那次在香港看到的大陸電影，跟以前的很不一樣。”吳念真回憶。
他還記得，當時看到黃健中的《如意》，結束時，所有的台灣電影人都起立鼓掌。“那個調子，跟拍老年人的情感，像台灣的新電影，兩邊間隔那麼遠，但某些東西好像有一種默契。在同一個時間，講故事的方法、鏡頭的語言都很類似。”吳念真説，“那時候覺得蠻温暖的。”
事實上，早在1982年，吳念真和小野就寫過大陸題材的電影，即新電影主將之一王童執導的《苦戀》。“是白樺的小説，我們把它拿去改編成劇本。那時候還沒通嘛，找不到他，我們把稿費存在銀行，等着哪天他來拿。”吳念真説，“故事是寫大陸，裏面還蠻適合台灣的。”今年6月，曾任中央電影公司總經理，被譽為“台灣新電影之父”的明驥去世，吳念真回憶，“我們以前最喜歡跟他講《苦戀》裏的對白了。”
1987年底，台灣當局首次開放老兵回大陸探親。第二年，吳念真創作的劇本《海峽兩岸》由虞戡平執導，講的正是開放探親之前，一個老兵帶着台灣的家人，與大陸的原配妻子在香港相聚的故事。“兩邊沒通，只好到香港見面。”
吳念真聽過很多類似的故事，“還聽過很慘的”：為了見上一面，大陸的一位母親和台灣的兒子分別到香港。老母親挎着籃子，從家鄉帶了很多雞蛋。兒子多久沒見他娘了，最後總要分手，送母親坐火車回大陸。當回到旅館，看見母親留下來的幾十個熟雞蛋，好幾天了，全部餿掉。兒子只能對着臭雞蛋，號啕大哭。
“社會觀察才是大事”
“你們叫動車是不是？我們叫高鐵。”在北京讀者見面會上，吳念真問道。讀者回，“我們這邊也有叫高鐵，比動車快。”在大陸的行程中，吳念真經常在“這邊”與“那邊”之間轉換。
“台灣的城鄉差距也很嚴重。鄉下的小孩跟城市裏相比，所能得到的資訊和看戲的機會很少。”吳念真對《》説。
今年7月，由李永豐擔任總編導的兒童舞台劇《紙風車幻想曲》在國家大劇院連演五場，吳念真也是發起人和製作人之一。在台灣，該劇作為“319鄉村兒童藝術工程”的公益性項目，用了5年時間走遍319個鄉鎮免費演出，去年底才巡演完。
台灣也有“留守兒童”，只是不用這個説法，“很多小孩的父母也去城裏工作，小孩在家跟阿公、阿嬤住。”吳念真説。他希望這部兒童劇也能夠在大陸各省巡演。
出生在台北縣(今新北市)瑞芳鎮九份礦區的吳念真，其父親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礦工，後來生病住院，因不堪忍受職業病矽肺而跳樓自殺。
《特別的一天》中，吳念真以礦工題材《悲劇的腳本》收尾，那是根據1987年瑞芳鎮楓仔瀨的礦難而寫。吳念真在礦區讀國小時，也最怕聽到臨近礦務所“噹噹噹”的鐘聲和廣播裏傳來幾號礦出事故的通知。之後，辦理喪事的老太太走到教室門口，叫上一個小孩的名字，“來接你爸爸‘回家’。”教室裏一片寂靜，只有那個小朋友拖着書包，哭着出去。
“我本來有個長篇小説，要寫我們那個礦村從發現金子，到大量的人來，到繁榮，到後來消失沒有了。”吳念真介紹，“這些故事被陸續用到《無言的山丘》《多桑》等電影裏面。所以小説就沒寫了。”《無言的山丘》由吳念真編劇，王童導演。《多桑》是吳念真首次執導的電影，主人公原型是自己的父親。兩部電影都曾到九份礦區實地取景。
1960年代末，吳念真唸完中學，到台北工作。按照小野的説法，“他為了討生活，送過報紙，當過醬菜學徒，在私人診所包藥、掃地，在辦公室當工友，替老闆娘兒子送便當——反正《戀戀風塵》裏面那個受氣包少年就是他。”吳念真也説，自己十八九歲發表的第一篇小説《少年仔找工作》，寫的就是自己找工作時被騙的經歷。
“那篇稿費，我記得是600多塊(台幣)，那時我薪水才300塊一個月。嗯，不錯，寫小説可以賺錢。之後就很認真去寫。”吳念真回憶，“當兵的時候不能投稿的，不能泄露你此刻在哪裏，那是機密。其實當兵有很多題材，死亡、軍隊的黑暗內幕等等。”
但退伍之後，發現“軍營這些事情是小事，社會觀察才是大事了”，吳念真覺得父輩當礦工也有很多問題存在，比如不被政府照顧。1976年他考入輔仁大學的夜間部讀會計系，半工半讀，同時也寫小説。
“中下層是自己比較熟悉的。而且這羣人他們有意見，但不曉得怎麼講，也不曉得跟誰講，講也沒人聽。應該有人幫他們説，我那時候的心情是這樣的。”吳念真説。但他又發現，政府並不會因為那些小説而有所改變，“爸爸也不曉得曾經寫到他，也沒辦法去安慰他，安慰你所關注的人羣。”吳念真便很少寫小説，轉而做傳播更廣的影像，“想到一個故事，直接寫劇本。”
採訪結束時，記者希望拍一張他的背影，吳念真一邊轉身，一邊説，“這個我知道。”這是電影《一一》中的場景及海報。影片中，8歲的洋洋問吳念真飾演的父親NJ：“你看到的，我看不到；我看到的，你也看不到。我怎麼知道你在看什麼？我們是不是隻能知道一半的事情呢？”於是，洋洋拿起相機，把人們看不到的“另一半”後背、後腦勺給拍下來。
“這，我挺熟的。”背影中的吳念真像是回到了12年前的那部電影。
哇咔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