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捷：我確實做過這樣的嘗試，企圖用第三人稱來寫《花》，但寫着寫着，感覺不對，就又改回了第一人稱。從中國現代和當代文學來説，即使很“中國味”的作家，如張愛玲、畢飛宇，也曾深受西方文學的影響。
《花》編劇劉捷
《花》編劇劉捷
本站娛樂訊 婁燁參與法國製作、拍攝的影片《花》作為第68屆威尼斯電影節“威尼斯日”單元的開幕片，自放映後引起了國內外媒體的極大爭議，爭議的焦點在於所謂的“十分鐘一場的激情戲駭世驚俗”以及該片的中國味是否充分的問題。該片編劇劉捷接受本站娛樂獨家對話，她表示：“婁燁的電影是一種挑戰，他拍攝的電影不是那種首先考慮西方人口味而拍攝的電影，它們並不是簡單地作為西方電影的補充而存在”，她也坦承地表示《花》並不是她想象中的電影，而是“百分之百的婁燁的電影”。
本站娛樂：《花》的女主角花放棄了國內教師的職業，去了巴黎留學，這與你個人的經歷是一樣的，你為什麼會選擇去巴黎留學，聽説你在國內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做一些中法電影交流的事情？
劉捷：因為熱愛法國電影，也因為法國電影是我的專業和工作。胡瀕教授是北大法語系畢業(碩士)的，對法國文學和電影都有精深的研究。我在山東大學讀的是英美文學專業，曾更多地在英語語言系統中，但我從小迷戀法國文學和電影，在北京電影學院讀研時，就在胡瀕教授的指導下，對法國電影做了比較系統地學習和研究，而這一方向一直延續到我畢業留校工作和赴法留學。
我最初在電影學院工作，是在理論室做法國電影的研究，曾在《北京電影學院學報》、《當代電影》、《電影藝術》和法國的《電影手冊》發表過不少關於法國電影的文章，也翻譯出版過法國電影的教材和辭典。
另外，我還在外辦實習了一年，負責與法國方面的文化交流，經常與法國使館文化處、中國電影資料館等合作，做一些法國電影的展映和交流，比如與法國《電影手冊》舉辦電影周、做《中國電影特刊》，促使北京電影學院與巴黎第八大學的師生交流計劃，也曾幫助戛納電影節的大賽和《導演雙週》選片……等等。
本站娛樂：你出國讀書的動機是否像花一樣？
劉捷：是的，我出國讀書的動機跟小説的花一樣。我之所以説小説的花，是因為電影中的花跟小説的花不完全一樣。電影中的花，其實更多的是婁燁。西方媒體喜歡把小説《花》説成是我的自傳，我不認為是自傳，因為從人物到故事，都有不少虛構的成分，但我承認有一定的自傳色彩，尤其是花這個人物的自身經歷和精神世界，都有我自己的影子在裏面。
本站娛樂：你在《花：從小説到電影》這篇文章裏寫過這樣的兩句話讓我印象很深，第一句是“真話會傷害人，也會傷害自己。作為寫作者，我深有體會”，第二句是“我的小説沒有那麼駭世驚俗，但不可否認，無論我還是別人，面對它時，都需要點勇氣”。你在創作小説的過程裏的痛苦是來自於對往事的緬懷或者記憶嗎？面對它時需要勇氣，為什麼？
劉捷：“真話會傷害人，也會傷害自己。”是畢飛宇在一次訪談中談到的。記者的問題是：“現在文壇不説真話表現在哪？”畢飛宇的回答是：“這個問題比較兇狠。我們儘可能不説謊，但真話有時候還是不要説吧。謊話不要説，真話不一定都説。真話會傷害人，也會傷害自己。”我看到他這句話時，是在小説寫完很久之後，我覺得他説出了我寫作時的猶豫和疼痛。説真話，對我來説，就等於揭傷疤。而揭傷疤，不管是揭誰的傷疤，都會流血，都會很疼。關於疼痛，我曾特別請教過畢飛宇，他給我講了一個故事：“因為《青衣》的緣故，我現在有機會去看京戲了，——我是京戲專家了嘛。一次看張火丁的《荒山淚》，我流了淚。後來我對張火丁説，你要是哭了可就麻煩了，臉就全花了。張火丁告訴我，我不會哭的，我是演員，我只是讓別人哭。”畢飛宇認為小説家處理感情，在更多的時候，處理的是人物的感情，但在處理過程中，小説家很容易把自己“帶進去”，這樣一來就“疼”了。法國小説家最早提出“零度寫作”，所謂“零度”，就是不把自己帶進去。他認為在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加繆。《局外人》就是這樣一部沒心沒肺的書。但是，加繆在寫作時真的不疼嗎？這隻有他自己才知道。無論如何，一般寫作的人很難做到把自己完全撇開。畢飛宇承認，在寫作的時候，他其實也是“帶進去”的，由於氣質和性格的緣故，他企圖讓自己很酷，所以，在腔調上他不疼，但因為隱忍，他的感受反而更疼。所以，他總結道，“沒有藝術家不疼。這是命。”
我在寫《花》的時候，説實話，自己比人物還疼。所以，我曾一度懷疑自己能否成為職業作家。我的一位閨密看了《花》後，覺得我跟Duras(法國女作家杜拉斯)或許有些可比之處，不過比她少了許多世故，多了些追求真實的勇氣。這令她不安，有些心疼，也有些擔心。她認為一個作家，通過書寫解放自己，固然是好的，但也埋藏了一種隱憂：“因為寫作，當脱離了個人化的影子，才更有可能長久。比如，嘗試用第三人稱寫作，有時候會有幫助。”
本站娛樂：你那樣做了嗎？
劉捷：我確實做過這樣的嘗試，企圖用第三人稱來寫《花》，但寫着寫着，感覺不對，就又改回了第一人稱。我很難做到把自己説成別人。如果我在人稱上弄虛作假，那麼這個故事我就沒法真實地講下去。我努力在真實和虛構之間尋找一種平衡，但在我的處女作中，我還做不到站在一個完全職業的作家的角度或者説高度去講故事，最主要的是，我不想講一個我自己都覺得不疼不癢的故事。
值得慶幸的是，喜歡這個小説的人，也正是被這種不加矯飾的真誠所打動，因為他們在面對花的真誠時，也是在面對自己的真誠。關於勇氣，我必須承認，我不是一個很有勇氣的人，我常常會害怕，早上醒來，我需要經常對自己説，今天要充滿勇氣地活下去。
本站娛樂：你在小説的開篇寫下了羅蘭-巴特在《戀人絮語》裏的一句話“哭泣是戀愛中的肉體的自然行為”，你是怎麼理解這句話的，以及這句話與《花》的關係？
劉捷：回答這個問題前，可能還要回到畢飛宇。他真的是我在文學上的良師益友。畢飛宇認為，小説家要做的事是還原。誰還原得好，誰就是好的小説家。“藝術家從來不創作，藝術家都在做着還原的工作。創作是科學家的事。”這話可能有些極端，但就愛情作品來説，我確實認為需要還原的功夫。
我認為羅蘭-巴特的《戀人絮語》非常忠實地還原了戀愛的狀態。我曾説我的小説是“低級小説”，不是罵自己低級趣味，更準確的詞可能是“初級小説”，我想寫一種原生的戀愛的狀態，一種羅蘭·巴特式的水平式的話語：“沒有任何超越，沒有任何拯救，沒有任何傳奇(但有很多浪漫)。”
所以，小説《花》來自《戀人絮語》的某些啟示，包括序中的導語“哭泣是戀愛中的肉體的自然行為”。我在書中試圖去還原一個完整的戀愛的過程：愛情誕生，愛情高漲；愛情帶來無限愉悦，愛情令人備受煎熬；愛情降温，愛情消逝……這一過程就像一場“希波克拉克式的病症”，而墮入情網的人也像痴人説夢，譫語連篇。有的讀者認為小説的後半部有些宂長重複，但這正是我想要的，因為這時愛情已過g.c，漸漸消逝，可是，它不會痛痛快快地消逝，它有一個痛苦的死亡的過程。
本站娛樂：你去法國之後，從電影理論寫作轉為私人化的小説寫作，後來為什麼選擇將小説發表在網絡上，而不是找到傳統的出版社，就像現在要出版這本書的文治出版社一樣的出版社？
劉捷：因為網絡是最直接、最簡單的方式。我還記得最初在新浪網上發表，得到眾多讀者的反饋時給我帶來的興奮和激動。不管是誇我的還是罵我的，我都懷有一份真誠的謝意。
本站娛樂：看到大銀幕上你的小説轉變為的影像，你覺得《花》是你想象中的那部電影嗎？
劉捷：不是。因為我不是婁燁，我頭腦中的電影跟他的電影是不一樣的，儘管我們在藝術感覺上非常默契，但我們是不同的個性，有不同的視點和影像。當然，這絲毫不妨礙我喜愛婁燁的電影。
如果你讓我説真話，那麼，第一次看電影時，我的確很心疼。因為電影裏放棄了很多對我來説很重要的東西，但這是婁燁的電影啊！在我把小説和劇本交給他的時候，我就知道，他會做一個百分之百的婁燁的電影。
本站娛樂：你對於婁燁的理解，是基於怎樣的原因？因為有的人會覺得他的電影中國味不夠，正如他電影裏有一個場景人物説了“中國味不夠”這樣一句台詞，相信這是他對於自己電影批評聲音的一個反饋。
劉捷：文化教育的背景肯定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對歐美文學的涉獵確實要比對中國文學更多一些。關於中國味，我覺得不是一兩句話就能説清楚的問題。
從中國現代和當代文學來説，即使很“中國味”的作家，如張愛玲、畢飛宇，也曾深受西方文學的影響。而電影，來自西方的影響就更多。電影本來就誕生在西方嘛！
有些很“中國味”的導演，如費穆，其西方文化的底藴非常深厚，而那些表面上不那麼“中國味”的導演，很可能對中國文化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必須承認，那個傳統的西方(我強調”傳統“，是因為年輕一代西方人的觀點已經在改變)，確實對“中國味”有着一種一廂情願的期待，他們站在一種文化優越感的“高度”上，希望中國電影應該是“這樣的”，不應該是“那樣的”，好像中國電影的話語權是他們給予的。他們喜歡把中國電影與他們的電影截然分開，他們喜歡那種他們容易看得懂的中國電影，這使得有些渴望在西方得到認可的中國導演，拍電影時會首先考慮這些西方人的口味，為了能讓他們看懂和接受，而不得不採取他們喜歡的方式。
這就造成了不少在西方很風光的中國電影其實比較小兒科，不過是些審視度勢之作，不會有長久的藝術生命力。試想一下，帕索里尼拍電影時，不會考慮中國人能不能看懂。從這種意義上説，婁燁的電影是一種挑戰。本站娛樂前方報道組發自威尼斯 趙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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