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以及當代台日流行文化的密切交流,使得台灣民間對日本的情感和再現格外複雜多元。和中國大陸相比,解嚴後台灣電影中的抗日曆史與日人形象有更多細膩、人性化的面相
1945年台灣“光復”,彼時台灣人熱烈歡慶“迴歸祖國”,樂見日本殖民者退位。然而蔣介石政權1947年在“228事件”中屠殺無數台灣百姓,且在其後的白色恐怖時期持續迫害並屠殺人民,導致許多原本熱烈擁抱“祖國”的台灣人轉而把蔣政權視為比日本更不堪的“二次殖民”,並懷念相對文明有序的日治時光,進而厭棄“中國人”的身分併產生強烈的“台灣意識”。
歷史背景以及當代台日流行文化的密切交流,使得台灣民間對日本的情感和再現格外複雜多元。和中國大陸相比,解嚴後台灣電影中的抗日曆史與日人形象有更多細膩、人性化的面相
綜觀台灣抗日電影發展,長期研究華語電影的台灣政治大學廣電系教授陳儒修總評,70年代台灣的抗日電影操作民族主義情緒,動機和當代中國抗日電影最為類似,但二者的風格卻有鮮明差異。他發現,大陸的抗日電影徹底實踐「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格外突出「羣眾」,作品常營造毛澤東等領導者和民眾打成一片的氣氛,突出領袖的親民特質,而且遵守「藝術創作沒有中間人物」的原則;台灣的抗日電影則相對突顯領袖,強調蔣介石等人的英雄特質,和民眾的距離較大。
歷史背景以及當代台日流行文化的密切交流,使得台灣民間對日本的情感和再現格外複雜多元。和中國大陸相比,解嚴後台灣電影中的抗日曆史與日人形象有更多細膩、人性化的面相
台灣抗日電影中消退的民族主義,突顯台灣新一代創作者和觀眾在全球化時代下,流動且彈性的身分認同。儘管《一八九五》和《賽德克巴萊》仍難逃台灣抗日電影的英雄主義傳統,且未跳脱以男性為主體的敍事窠臼,但透過客家、原住民的邊緣族羣視角再現抗日曆史,帶入日本殖民者的觀點,使得當代台灣抗日電影別於過往樣板式的華語抗日電影,對族羣與人性有更多關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