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崢喜歡製片人的工作，“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泰囧》成功是因為我並沒有把自己當成是導演，更多的是把自己設定製片人。王玉年：其實我剛才想説的是他拍的一個廣告，主題就是一個心理醫生和病人，有點像《催眠大師》。
人物誌Vol.52徐崢：中國人害怕面對真實，想用電影治癒社會
和徐崢聊天，他總會提到三個概念：類型片、故事性、治癒系。
不管是獲得12億票房的《泰囧》，還是即將公映的《催眠大師》，都有着這三個元素。只不過從公路喜劇變成了心理懸疑，好像從晚間八點檔切換到了子時午夜場，呈現了兩種極致。不變的是故事一如既往地精雕細刻，每一句台詞都不放過。正如徐崢代言的汽車廣告裏的台詞，“重視細節！”
除此之外就是電影的調子，不管之前怎麼樣，一定要有“治癒性”結尾，觀眾從影院帶走的是感動或者感慨，而不是糟心事。
“要不然沒必要去看電影，直接看《法制進行時》就可以了，這些素材太多了，任何一部拍出來都不得了。”
現在的徐崢身份越來越難界定，製片人、導演、演員角色的轉換，放在他身上毫無違和感。他以演員的身份加盟《催眠大師》，隨後又當上了電影的監製，到了上映前又開始貢獻營銷創意，預告片靈感，萬達院線在愚人節放映《催眠大師》片頭整蠱觀眾，就是他的點子。
做監製是為了更大權力嗎，不，徐崢只是認為中國缺少好的製片人，他自己清楚導演和製片應該是獨立的兩個個體，但是在現場電影市場的亂象中，他不得不全力投入。
反諷的是，拍《泰囧》前的徐崢只是個導演新手，大製片人完全看不上他。而《泰囧》之後，徐崢發現其實自己就是那個所謂的“大製片人”，水平一般的反而不入眼了。
現在徐崢最想做的還是“偏重於輕鬆幽默，有人生味道，清新的小喜劇”，但是在《催眠大師》《港囧》之後，他有更大的野心，用電影的治癒功能，嘗試解決社會問題。
我們聊到了一部電影，喬治克魯尼的《在雲端》，經濟危機時，這部電影的小小幽默，安撫了很多痛苦的心靈。
徐崢説，“我就想做這樣的電影。”
監製、主編：陳弋弋
副主編：錢德勒
採訪、主筆：王玉年
編輯：梵一 設計：貓貓傑
攝影：鄭福德
徐崢對話本站娛樂
爭論之下電影最大 比起導演更願做製片人
“看到編劇和演員在爭執，我覺得對作品要有尊重的態度，在尊重的原則下，才是你自己的權力。
徐崢喜歡製片人的工作，“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泰囧》成功是因為我並沒有把自己當成是導演，更多的是把自己設定製片人。”
他不大看得慣行業內對於權利的爭論，任何爭論和作品相比，都不足為道。
徐崢太忙了，她的宣傳不止一次感慨：“今天在這裏做完訪問，下午見人談事兒，晚上坐飛機錄《天天向上》，回來就是電影首映和北京電影節閉幕紅毯……”接下來還有自己導演的《港囧》，《催眠大師》續集《記憶大師》也在籌備，10月份和黃渤主演的甯浩新片《心花路放》公映，還有其他計劃暫時不能透露……
是什麼讓他變得忙碌？12億票房的成功帶給他信心的同時，提高了行業對徐崢的信心，他的聲音得到重視，這也逼他走上了快車道。
如果這個行業能多幾個徐崢，也許會再好一點，他也不會那麼忙。
王玉年：你除了是《催眠大師》的主演之外還是監製，不但參與前期的拍攝，在後期的製作和營銷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為什麼對這個電影有這麼大的興趣呢？
徐崢：因為我本身也算是一個影迷，也很願意看類型片，除了喜劇以外的其他的類型我也喜歡。像這個類型，就是心理、懸疑、推理，喜好這類電影更可以證明自己是資深影迷。像《盜夢空間》、《源代碼》，好像帶有燒腦的成份，你要在整個觀影過程當中，不斷去探尋這個故事結尾，給出一個意外的答案，這樣一種觀影體驗，我自己本身也是很喜歡的。如果沒有拍喜劇，沒有因為喜劇被大家認識的話，我會更喜歡這一類電影。
王玉年：從什麼時候開始，成為了《催眠大師》的監製呢？
徐崢：一開始就跟導演這樣來商定的，因為看完劇本以後，我也挺喜歡，關於劇本也給出了很多建議和想法。大部分的工作，其實還是導演來做，特別是關於創作方面的，但是在整個拍攝的過程當中，我和導演，還有編劇在一起研究劇情，幾乎每天白天像上班一樣，因為這個戲都是夜戲，晚上就去拍了。
王玉年：最大的調整體現在哪裏？
徐崢：台詞方面。最重要的是，我們雖然在拍一個所謂的燒腦電影，但是其實我自己沒有那麼高的智商。我覺得有非常高智商的觀眾，能把脈絡梳理得特別清楚，我以前看到過影迷拆解《色戒》裏面的麻將戲，這個人打的什麼牌(意味着什麼)，我覺得一定是一格一格地在分析。我覺得那樣的影迷真的高智商，而我自己在這方便挺笨的。但是因為我這樣，我就必須逼着導演跟我説，你把這個講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把我當做很普通的觀眾，第一層故事、第二層、第三層……
希望可以把所有觀眾拉到同樣一個觀影感受裏面，為什麼要這樣講這個故事，我們想表達什麼。所以在這方面，就逼着導演幫助我搞清楚劇情，也是讓他們自己面對更多問題。
王玉年：也不是所有的電影，都能讓你這麼全力投入吧？
徐崢：其實我們拍每一部電影都是全力來做的，只是以前還不具備那麼多的話語權，現在我覺得正好是藉着之前很幸運的這個事……我覺得我可以為一部電影貢獻更多，這個還挺幸運的。
王玉年：《泰囧》的12億票房，會給你帶來更多的自信嗎？
徐崢：其實是別人對我的信心，他們考慮我意見的時候，會有一種信任感。當然這種信任感，在專業的團隊來説，都不是盲目的，他們也會考量我的意見，有的時候甚至有人反對我的意見，但是對的地方，大家接受起來會更快一些。
事實上在之前很多工作裏面，我們都是以這種方式在工作的，儘量為劇本去出謀劃策，去出點子。我覺得好的作品，本身應該具有某種水準，作為演員演得再好，邏輯或者劇情不對，不調整劇本是不行的。
當我看到網絡上編劇和演員在爭執的時候，我覺得在我們這個環境裏面，有很多的不公正，那是源於體系的不完善。可能有很多創作者在之前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我覺得從創作這個角度來講，還是應該把作品放在第一位。大家對這個作品最終呈現出來的結果得有一個共同的認知，或者尊重的態度，在這個尊重的原則下面，其次才是你自己的權力。
王玉年：參與電影營銷多了，有沒有更多的心得？
徐崢：等到我自己拍電影以後，我才發現中國缺少好的製片人。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泰囧》成功是因為我並沒有把自己當成是導演，更多的是把自己設定製片人。項目最開始的時候，要拍什麼類型、什麼題材，其實我的製片人工作，已經開始展開了。在後面參與預告片的剪輯，確定定位，尋找賣點，進行推廣，這都是製片人的工作。
我不是通常意義上劇組裏面的製片主任，而是創作型的製片人。我也懂導演，也懂戲劇，也懂表演，也懂應該跟什麼樣的演員合作。所以我一直説，從技術層面來講，我完全是一個導演新手，但是從製片人角度來講，我不認為自己剛剛做。之前很多片子我都有觀察，我明明覺得，在現場拍得挺有意思，挺好呀，為什麼最後宣傳成這個樣子呢？那個時候，我是有很多心得的。現在比如説做監製也好，或者是什麼也好，是把我這方面的心得多貢獻出來一些。
王玉年：其實按照道理來講，在一個電影裏，製片人和導演應該是獨立的。
徐崢：對。
王玉年：是不是因為好的製片很少，才有你的困惑。
徐崢：我知道有很好的製片人，我那個時候剛拍的時候還找不到他們，或者説我沒有資格找到他們，我只能承擔。以後不排除請好的製片人來給我做，但是我也覺得自己是好的製片人，我也希望如果有一天我可以以純粹一個製片人的身份，去尋找導演來合作，尋找很多年輕的更專業的，比我更專業的導演，但是我以製片人的身份跟他談合作，我覺得這樣也是可以的。
徐崢喜歡製片人的工作，“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泰囧》成功是因為我並沒有把自己當成是導演，更多的是把自己設定製片人。王玉年：其實我剛才想説的是他拍的一個廣告，主題就是一個心理醫生和病人，有點像《催眠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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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完《泰囧》外界誤會更多 不喜歡被稱作大導演
“在電影節得獎不是商業賣點嗎，《泰囧》的主題難道不是藝術片嗎？”
一部《泰囧》給徐崢帶來了名利和權勢，也為他帶來了誤解。人們見到他就説，“哎呀，大導演。”媒體也習慣於把他的作品歸類成商業喜劇。
徐崢覺得困惑，“我拍一部電影怎麼就成大導演了？導演應該是作者，但我不是。”
這似乎是一種保護，就好像姜文總説自己是“業餘導演”一樣，對於演員出身的導演來説，這樣的壓力要比“職業導演”小很多。
而面對商業類型上的歸類，徐崢顯得更加牴觸，“難道在電影節上得獎的電影就不是商業片嗎？當它拿到電影院裏面去放，它還要去宣傳，它要通過媒體，告訴你們已經得過什麼獎了，這也是一種商業片。”
“在《泰囧》裏，我們其實是想探討，到底怎麼樣活着是更對的。這難道不是藝術片嗎？”
王玉年：《催眠大師》的概念很好玩，觀眾進入到影院，所有的光都暗下來，某種意義上來講，就是觀眾陷入到一個催眠的感覺中。這好像是心理學的範疇，聽説你也對心理學有研究？
徐崢：談不上，陳正道來找我演《催眠大師》的時候，我正好在籌劃另外一部戲的劇本，在籌劃的過程當中，就接觸了一些心理醫生。我們想努力瞭解，心理醫生的治療，大致是一個怎麼樣的原理，和怎麼樣算一個療程。
你剛才説的這個觀點，我是完全認同的。本身看電影的過程，有點兒像催眠，大家從四面八方，帶着不同的情緒走到電影院裏，跟着劇情就哭了，就笑了。如果單純記錄下來的話，你發現怎麼會有這麼大情緒的波動，這很像催眠。
我覺得好電影，總是能夠給人帶來心裏面的一種治癒。劇情設置，人物的命運，這些關聯的東西，越是符合他的心理節奏，他對你的電影好感度就會提高。同樣有一些藝術片很酷，它在你普通觀影經驗之外，但是它仍然帶給你思索，或者帶給你一種非常特別的觀影體驗，我覺得那個才是好的藝術片。而我認為真正好的藝術片，它帶給你的觀影感受，應該是更強烈，更準確的。
王玉年：聽説你挺喜歡亞歷山大-佩恩，那是你願意去追求的一個方向？
徐崢：我在這個行業裏不得不承擔很多誤解，最開始我演豬八戒的時候，我們看到一個年輕的喜劇演員。現在你拍了一個戲，結果又有很多人管你叫導演，這好像又是另外一種謬誤。
所以當大家覺得《泰囧》僅僅是一部很好笑的喜劇片時，我也沒法説話。當《泰囧》票房很高，大家覺得這是一部商業作品的時候，我也沒有辦法説話，我只能繼續去拍我原來想拍的那些電影。
像亞歷山大-佩恩那一路電影是我很想拍的，你説它是喜劇吧，不完全，它不等同於很標準的商業電影；但是你説它正劇吧，它裏頭又有很多荒誕的元素，那個荒誕感會讓你發笑，但也會給你帶來一種莫名的感傷。
王玉年：稱呼你導演為什麼會造成困惑？
徐崢：不算困惑，導演也是一個角色。但是我知道，當別人叫你導演的時候，他想的和你要做的，可能也不是同樣的人。我只是拍了一部戲而已，一個人真正被稱為導演，事實上意味着是一個作者，起碼要拍幾部電影。有的人説，哎呦，大導演，他指得是你獲得了某一種權勢，可以對其他的人發號施令，好像給這種權力的崇敬。
王玉年：有權力難道不好嗎？
徐崢：權力其實是為了方便工作和表達，因為我覺得電影是是各個部門配合的這工作，它這個工藝的性質就是這樣的。我覺得導演需要擁有一個權力，其實是便於他的工作，不是為了獲得那個權力。
王玉年：在當下中國，導演除了可以在片場發號施令之外，可能還會意味着得到更多的社會資源，這些東西不是你想要的嗎？
徐崢：這個東西也是為了配合你其他的一些創作，要不然其他還能怎麼樣。我覺得導演跟官員、領導，還是有差別的。
王玉年：還有剛才你也提到《泰囧》，大家都認為是一個商業片。其實我也有一點困惑，難道不是嗎？
徐崢：《泰囧》當然是一部商業片，當它在市場上面形成了一種消費關係的時候，它其實就是商業片。難道在電影節上得獎的電影就不是商業片嗎？當它拿到電影院裏面去放，它還要去宣傳，它要通過媒體，告訴你們已經得過什麼獎了，這也是一種商業片。
王玉年：另外一個形式的商業。
徐崢：就是賣點不同，它的賣點是説，我是高藝術品質的產品，所以我覺得它當然是商業電影。大家説是《泰囧》商業電影，因為它擁有很高的票房，可是擁有很高票房這件事情，不完全是這部電影帶來的，是由市場的需求、容量、銀幕數、觀眾的消費心理……所有這些東西，一起共同完成的。
我做所謂的“囧”系列電影，有一個共同點，所謂的成功人士和另外一個草根，他們兩個人走一路……我們其實是想探討，到底怎麼樣活着是更對的。走了一路，要去獲得那個授權書，他發現必須放棄掉才能獲得別的東西。這難道不是藝術片嗎？這個初衷的表達，我不拿商業或者藝術來討論，它是有主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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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香港對立情緒不會出現在《港囧》中
“要為這部電影做長期準備，着什麼急啊？”
《港囧》還在籌備中，面對近來愈演愈烈的香港和內地羣眾引發的矛盾，徐崢顯得謹慎很多，“我們只能從大的方面去説能説的，説對大家都好的事情。”
王玉年：為什麼你和甯浩、黃渤、王寶強湊在一起就很有火花？
徐崢：我覺得懂得幽默的人到最後會湊到一塊。事實上你看到的這個現象，是因為正好我們這些人都挺認真的。大家總是誤以為，我們看到了一個喜劇，這個人在生活當中也是很好玩兒的，可有的時候事實往往不是這個樣子。是因為劇作這個東西，和你最後按照劇作來進行表演，其實它還是一個精心安排的事情。他沒有那麼多的隨機性，它會有隨機的空間，但是這也是在一定的格局之內的。
我們想要搞笑之前，我們先得承擔不搞笑，很多大量繁瑣的工作，最後才是搞笑。
王玉年：《泰囧》算是喜劇還是鬧劇？
徐崢：我覺得每個人都會不一樣，我不是那麼在意。有的時候説“動作喜劇”，還有“計謀喜劇”，“性需求不滿足喜劇”……有很多這樣那樣的分類。我覺得其實喜劇是一大類，重要的是，我們在拍的時候，表達了當中的遊戲環節有沒有達到那個效果，最後主題的表達有沒有到位。一部電影拍完以後，總會有很多遺憾，也會有很多意外，這是一起來的，我覺得不是很重要，我們趕緊想後面做什麼吧。
王玉年：很多人都在期待《港囧》，但是《泰囧》之後怎麼才能做得更好，這個難度其實非常大。
徐崢：的確是這個樣子的，當然你要相信我們已經做好了一切的思想準備，因為不管怎麼樣拍，都會有喜歡的聲音，和有吐槽的聲音，因為你不可能滿足所有的觀眾。那麼再反過來講，如果你拍了一個能滿足所有觀眾的作品，這也未必見得是一個好作品。
王玉年：都滿足所有人了還不好？
徐崢：因為我看到過那種試圖滿足所有觀眾的作品，就是某些晚會，所以我並不認為，最後呈現出來的是好作品，但是它的確是在做這種努力。
王玉年：為什麼是《港囧》，不是《台囧》，或者是《美囧》呢？
徐崢：我總得選一個吧。我們當初選《泰囧》也有一些原因的，我們既想帶給觀眾一些異國風情，又希望能夠接到這個地氣，因為就泰國來講，大家還是熟悉的。
王玉年：最近有個新聞，內地小孩在香港街頭小便被圍攻。現在很多香港人和大陸人在情緒上有對立的地方，比如這樣的東西會在《港囧》裏體現嗎？
徐崢：我覺得很難體現，這事兒沒法説，我們只能從大的方面去説能説的，説對大家都好的事情。而且我也不想把這種主題，作為我電影的主題，我會找別的方向。
王玉年：你應該去了很多次香港，看景什麼的。
徐崢：去了幾次，沒有很多，我後面還會去。長期的準備，着什麼急啊。
王玉年：老闆不着急？
徐崢：老闆也不着急，着急也沒用。
徐崢喜歡製片人的工作，“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泰囧》成功是因為我並沒有把自己當成是導演，更多的是把自己設定製片人。王玉年：其實我剛才想説的是他拍的一個廣告，主題就是一個心理醫生和病人，有點像《催眠大師》。
“鬼馬”徐崢
中國人害怕面對真實的東西 和西方完全不一樣
“治癒系題材電影，是在我們的尺度之內值得推廣的。”
陳正道説，“從來沒有見過比我看片還多的演員，徐崢是第一個。”
徐崢卻覺得很正常：“不是影迷，怎麼能夠拍電影呢？你起碼得是一個專家呀，導演更得是專家了，自己喜歡的得如數家珍吧。”
我們這次聊了很多之前沒聊過的話題，波蘭斯基和戲劇性、科恩兄弟的《醉鄉民謠》、喬治-克魯尼主演的《在雲端》……
對於市場的思考，讓徐崢將重心放在了治癒系電影上，他認為這是在中國電影的尺度之內可以值得推廣的模式，“我們把所有的問題回到自身身上，怎麼解決我的問題。在負能量特別多的社會，觀眾還是需要看到好的東西。”
王玉年：在中國的電影市場裏面，好故事是不特別少。
徐崢：其實好故事有很多，有一部分沒法拍，有一部分沒拍好，所以最後留下好的故事不算多。但是我覺得其實還是有很多題材可以挖掘，我覺得《致青春》、《中國合夥人》，都是非常好的故事，而且可以不受條條框框的干擾，這類故事應該挖掘更多。
王玉年：做電影的人都很焦慮，都説現在沒有好劇本，出來一個大家就搶走了……
徐崢：我説這個有好故事，是指有好的題材，有好的素材，但是能不能把它變成好的劇本，的確很難。我們很多編劇，還處在一個維權的心態，有很多基本的問題沒有解決，好像我也感覺不到他們完全安心在創作上面，本身應該很早就解決的問題，沒有被解決好。
王玉年：剛才等你的時候，正好在網上看見一個波蘭斯基拍的……
徐崢：《穿裘皮的維納斯》嗎，在一個劇場裏面，從頭到尾都是兩個人。波蘭斯基在以前就拍過一個這樣的電影——《死亡與少女》，是演《異形》的那個女的(西戈尼-韋弗)和本-金斯利，另外還有一個演員(斯圖爾特-威爾遜)，三個人的戲，沒有一個閃回鏡頭，就是從一個晚上講……我覺得波蘭斯基太厲害了，他是非常懂得戲劇的導演，懂得戲劇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有一些導演開始就學電影，學畫面、學構成，其實所有這一切，都是在為戲劇服務。波蘭斯基戲劇功底那麼深，所以你看他拍的電影，從某種程度上來説，為什麼好看？就是有戲劇的功底。《影子寫手》拍得多好。你看過嗎？
王玉年：我基本都看過。
徐崢：其實你要這麼梳理的話，其實他的電影裏面有異曲同工之妙的。都是在一個極致的戲劇環境裏面長時間看人，一個人或者兩個人的線索。你想那個《鋼琴師》也是這樣子的，你可以想象，如果環境不一樣，把它做成一個舞台劇，完全有空間。
王玉年：其實我剛才想説的是他拍的一個廣告，主題就是一個心理醫生和病人，有點像《催眠大師》。
徐崢：那我沒看。
王玉年：特別短，三分鐘，也是本-金斯利和海倫娜-伯翰-卡特合作的。
徐崢：什麼情節？
王玉年：本-金斯利演一個心理醫生，然後海倫娜-伯翰-卡特是病人。海倫娜進屋，把外套脱下來掛在衣架上，然後她躺在那就開始自説自話。説着説着，本-金斯利，被那個衣服所吸引，然後走過去，把那個衣服穿上，做很嫵媚女人的動作。
徐崢：很棒。一聽就好玩兒。心理醫生看到這個(衣服)，自己都病態了。
王玉年：對，有那種感覺。而且我聽陳正道導演説，你看片量比他還要高，他説他從來沒見過一個演員，比他看過的電影還多。
徐崢：我這兩年都不行了。以前看得比較多一些。其實這也是演員的功課，有很多演員，我發現他不是影迷……你不是影迷，怎麼能夠拍電影呢？你起碼得是一個專家呀，導演更得是專家了，自己喜歡的得如數家珍吧。
電影會給你很多養分，那個跑不掉的。原本有的素材、信息，有用的時候，就會從你腦子裏冒出來。沒有就是沒有，如果看得多，這種素材信息就多一些。
王玉年：那你平時看電影的話，是把自己當成專業人士還是影迷呢？
徐崢：我覺得我這點特別好，看電影的時候，仍然把自己當做一個觀眾。能看到多少，就儘量看到多少，但是也別太去分析研究，那麼學術化。不要去做過度的讀解，我覺得做過度的讀解，容易讓人迷失掉，容易偏掉。我這次到香港去看《醉鄉民謠》……
王玉年：你喜歡嗎？
徐崢：喜歡死了，那個情懷，那個演員太好了。
王玉年：我不知道你看沒看過他的《巴頓芬克》？
徐崢：《巴頓芬克》看過，我也很喜歡。但是《巴頓芬克》更多的，有點兒像《醉鄉民謠》裏面男主角出去奇幻漂流那一段。你一看《巴頓芬克》還是年輕，就是他會很強調奇幻的那一部分，到最後一直走到底了。可是《醉鄉民謠》結尾還讓他回來，而且我覺得這個電影裏面的層面，一層一層的，你看他幾次唱歌，其實那個級別是不同的。他在那個酒吧裏面，對那個製作人唱，那個其實是達到了藝術的一個最高境界，但是在這個後面還有一次唱，就是他去給他的爸爸唱，那個真的是用生命在唱歌，把他爸爸唱尿了。我覺得科恩兄弟把藝術家的各個層面梳理得很清楚。
我後面看了科恩兄弟的解釋，男主角只是那個時代當中的一分子，就是有很多那樣的人，結尾鮑勃-迪倫還在那個酒吧唱。他抓到一個典型的人物，通過描述他個人幾天之內的生活，展現了一個時代，我覺得很了不起。
王玉年：《在雲端》你喜歡嗎？
徐崢：非常喜歡。也是那種路子的。
王玉年：是不是這樣風格的電影，才是你想在中國的市場裏做出來的東西？
徐崢：是，我就想做這樣的東西。但是我可能稍微再下一步才開始。
王玉年：現在時機還不到嗎？
徐崢：不是説時機不到，是我的準備還不夠，我還需要再準備一下。為什麼這麼説呢？我覺得只有這個題材，是在我們的尺度之內可以值得推廣的，就是説我們把所有的問題回到自身身上，我怎麼解決我的問題。而且這個社會，整天負能量的東西特別多，到電影院裏面去的時候，還是需要一個比較好的東西，他需要看到好的東西。
王玉年：還是需要有治癒的東西在。
徐崢：要不然他沒必要去看電影對吧？他直接看新聞，看《法制進行時》就可以了，因為我們這些素材太多了，任何一部拍出來都不得了。
王玉年：是不是感覺現在中國人都不那麼快樂？
徐崢：也很難做這樣的結論，也可以從某一種程度上來講，我們比其他國家人快樂，或者更加鬆散，或者更加自由，這個很難講的。中國人其實蠻害怕面對真實的東西，我們只能提供一個方式，讓他自己去洞見，西方不一樣，西方人就要最殘酷的一面擺在我面前，你讓我看到，我覺得這個是真的，NB。但是我覺得有好轉，我覺得像《白日焰火》這種電影，票房能夠過億，我覺得很好，很不容易。（王玉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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