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張藝謀又推出了另一部武俠大片《十面埋伏》，同年，王家衞的《2046》、周星馳的《功夫》、馮小剛的《天下無賊》紛紛上映，令中國電影市場“死灰復燃”。2010年中國電影票房突破百億，其中國產片票房57.34億，而這五家民營電影公司去年的票房總和便超過30億。
五位民營電影人的2011理想版圖 封面插畫/張雯
五步走上十七年產業路
回望中國電影市場改革，機遇與挑戰並行
1993年
民營公司完成資本原始積累
1993年，國家廣播電影電視部(現為國家廣電總局)下發了《關於當前深化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及其《實施細則》，即業內通常所稱的“3號文件”，標誌着中國電影行業機制發生重大變革。
該文件的出現改變了在我國沿襲了四十餘年的由中影公司定額收購所有國產故事片，再統一按照“中影公司—>省級發行公司—>地市級發行公司—>縣級發行公司”四級垂直髮行的電影發行渠道形態，改由電影製片廠自辦發行，並可按照自己的意願把影片直接銷售給各省級發行公司，通過省級發行公司向下發行。而中影公司的身份也由發行商變化為供片商(但是外國影片的進口和發行仍由中影公司獨家經營)，並代行全國放映網的行政管理職能。
此次電影行業的機制改革是以發行為突破口，給製片廠以經營自主權，放開發行渠道，減少中間環節，調整製片與發行的利益分配。影片改由製片廠自辦發行，盈虧與製片廠直接掛鈎，按質論價，優勝劣汰，為的是使電影創作與投產決策面向市場，在市場競爭中求生存與發展。“3號文件”出台後，針對國內電影市場形勢的變化和行業內存在的問題，國家廣電部又一次次做出了進一步的調整與改革，終究邁出了走向市場的第一步。
“3號文件”的出現，讓中國電影由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化，促使各大製片廠拓寬融資渠道，面向市場要錢。投資項目一方面延續上世紀90年代初的合拍片熱潮，製片廠與民營公司的聯合投資也由此興起。
當時合拍片仍以與香港合作為主，且類型題材都比較豐富，包括《黃飛鴻》系列、《方世玉》系列、《陽光燦爛的日子》《宋家皇朝》《霸王別姬》《東邪西毒》等。這一模式不僅開拓了融資渠道，更為進入新世紀之後香港導演的集體北上打下合作基礎。
與此同時，除了北京電影製片廠等國有企業，當時為數不多的民營影視公司則開始以“投資者”的身份悄然出現，令“社會集資”成為影視製作的另一財源。僅1993年經電影局審查通過的151部國產故事片中，以“社會集資”拍攝的影片就有81部，“社會集資”將成為影視業的基本生存方式已初露端倪。
不過，當時民營公司必須與電影製片廠合作，必須在片頭使用製片廠的“廠標”，而且民營公司在資金運轉上也並不寬裕，因此聯合投資成為普遍現象。馮小剛自1997年《甲方乙方》開啟的賀歲片系列，《鬼子來了》《有話好好説》《我的父親母親》《荊軻刺秦王》等國產大片均採取這一方式。這些影片在市場上的成功也讓新畫面影業、華誼兄弟、北大華億等民營影市公司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
2002年
《英雄》開啟國產大片時代
到上世紀末，儘管民營電影公司越來越多，但是從市場反應上看，1982年《少林寺》式的票房奇蹟卻沒能重現。1999年中國電影的出品量和總票房均跌破改革以來的最低紀錄，這種頹勢延續到2000年，當年的全國票房只有8億元。
2001年，李安的《卧虎藏龍》雖然在內地只取得了1400多萬的票房，但榮獲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等四項大獎，令華語電影界士氣大振。
2002年，張藝謀推出了古裝商業大片《英雄》，不僅雲集了李連杰、梁朝偉、張曼玉、章子怡、甄子丹等絕頂豪華主演陣容，還創造了中國電影史上的一系列紀錄：投資3000萬美元，營銷宣傳費用達到1000萬元，價值240萬美元的貼片廣告，2.5億元國內票房以及14億元的全球票房。這些成績在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都無人打破，更為重要的是，《英雄》在國內市場首次打敗進口大片併成功地在北美市場大規模上映，標誌着國產大片時代的來臨。
2004年張藝謀又推出了另一部武俠大片《十面埋伏》，同年，王家衞的《2046》、周星馳的《功夫》、馮小剛的《天下無賊》紛紛上映，令中國電影市場“死灰復燃”。此後，2005年的《無極》《七劍》《頭文字D》，2006年的《滿城盡帶黃金甲》《夜宴》《霍元甲》，2007年的《投名狀》《集結號》《色戒》，均沿用了國產大片“大投資+大陣容”的模式，讓電影產量和年度票房年年攀升。
2008年起，國產大片可謂呈現井噴之勢，僅《長江七號》《畫皮》《功夫之王》《大灌籃》《赤壁(上)》《非誠勿擾》《梅蘭芳》幾部影片的票房總和便達到近20億元，佔到全年票房43.41億的近一半。2009年和2010年的國產大片不僅全年票房迅速增長為62.06億元和101.72億元，還連續兩年締造了國產大片的票房新紀錄，分別為《建國大業》的4.2億和《唐山大地震》的6.73億。
在“中國式大片”興起的十年裏，中國內地的三大導演張藝謀、陳凱歌和馮小剛都完成了各自的高投資創作，儘管口碑往往譭譽參半，但不可否認他們以個人品牌的市場號召力，為中國電影的市場化進程起到了推動作用。
2003年
產業化改革全面“加速”
2003年是中國電影產業化改革的關鍵一年。廣電總局於當年頒佈了四份局長令，涉及電影劇本立項、審查、中外合作攝製電影、電影業准入和外商投資電影院等內容。
在立項審查方面，以往所有影片都需審查劇本的管理方式改為了提交劇情梗概便可立項。同時，電影局將部分下放審片權，規定文化體制改革試點省市(京、滬、吉、粵、陝、浙、魯、湘、川)經過申請，可以實行屬地審查；在中外合拍片方面，故事將不再受地域的限制，主創人員除主要演員(國內佔三分之一)外不受比例限制，特別是規定了民營影視公司，經批准可獨立開展中外合作攝製電影的業務；在外商投資電影院方面，在繼續強調中外合資電影院，中方註冊資本比例不得低於51%的同時，進一步放寬了外方投資比例的限制；關於電影製片、發行、放映經營資格准入方面，則規定境內國有、非國有單位(不含外資)在連續拍攝了兩部電影后，就可以獨立成立電影製片公司，享有與現有國有製片單位同等的權利和義務。
電影局局長童剛早年曾就產業改革問題接受本報專訪，他表示“總體來説這些文件的目的是：降低電影製片、發行、放映等資格准入門檻，吸納有實力的社會資金進入電影產業；拓寬電影融資渠道，調整並完善融資制度；減少政府審批程序；鼓勵電影創新，讓電影產品更好地面向羣眾、面向市場。”
在這一系列政策出台前後，民營電影公司不斷髮展壯大並逐步走向成熟。在經過近十年市場磨練後，眾多民營公司終於獲得了政策層面的認同。
2002年國家廣電總局頒佈新《電影管理條例》，規定民營公司也可申請《攝製電影許可證》獨立拍片。2002年3月20日，徐靜蕾自編自導自演的《我和爸爸》領到第一張許可證。同年，五家民營公司辦理了58部影片的拍攝許可證。新畫面、華誼兄弟太合影視、北大華億、世紀英雄、東方神龍等民營公司成為當時最活躍的電影製作力量。
而在發行方面，電影局也做出新的規定：對國內資本開放，只要夠50萬元以上的註冊資金，有過代理髮行三部國產影片(或者一部電影局推薦的國產片)的經驗，就可以向電影局申請影片發行許可證。同年6月，保利博納、新畫面等七家民營企業首批獲得直接發行資格，摘掉了“代理”的帽子。至此，非國有資本與國有資本共同並立於電影發行市場之中，中國電影市場的發行主體出現了第一次變革。
也就在這一時期，一個散發着計劃經濟氣味的名詞———“廠標”也開始漸漸消失。在之前的近五十年裏，擁有廠標就意味着擁有出品攝製電影的權利，而這種權利在1993年以前只屬於16家國營電影製片廠。“國字頭”製片廠在統購統銷、缺乏市場競爭的環境下逐漸喪失拍片能力，隨着1994年首部進口分賬大片《亡命天涯》的引進，絕大多數製片廠無力抗衡，連年虧損。於是廠標成了某種特殊商品，只要花錢就能買到來拍電影，據悉當年貼一次廠標的叫價在5萬到50萬元間，新畫面、華誼兄弟等民營公司都曾買過廠標。
目前，廠標的價值已名存實亡。去年唯有上影集團保留着上海電影製片廠的廠標，賀歲檔看到《趙氏孤兒》片頭打出的老廠標，不知觀眾會作何感想。
2004年
香港電影人集體北上
2003年6月底，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即CEPA協議)，這一協議也對電影市場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廣電總局相應推出《關於加強內地與香港電影業合作、管理的實施細則》，主要內容包括：港產片通過審查後將不受進口配額限制在內地發行；香港拍攝的華語片是指根據香港條例設立或建立的製片單位所拍攝的，擁有75%以上的影片著作權的華語影片，主要工作人員中香港居民應占整體員工數目的50%以上；香港與內地合拍片視為國產影片在內地發行，港方主創人員所佔比例不受限制，內地主要演員的比例不得少於影片主要演員總數的三分之一；對故事發生地無限制，但故事情節或主要人物應與內地有關；合拍片、港產片粵語版可在廣東地區發行、上映；港資可在內地以合資、合作形式改建電影院，但投資比例不超過75%等內容。該協議於2004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之後針對該協議還簽署了一系列補充協議，給香港電影打開了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廣闊市場，為香港電影業帶來了新的希望和活力。
博納影業集團的前身保利博納電影發行公司便是CEPA協議的受益者之一。2002年上映的《天脈傳奇》是港產合拍片首次交給民營公司來發行，博納總裁於冬也首次提出了保底發行的模式。嚐到甜頭後，隨着CEPA協議的簽訂，於冬隻身來到香港，用他的話説“挨個敲香港電影公司的門”，跟他們談合作事宜。後來，《無間道》《新警察故事》《門徒》《傷城》《投名狀》等大批香港電影得以在內地發行上映，而博納影業集團也成為擁有港產合拍片的出品和發行權數量最多的內地民營電影公司。如今，香港電影人集體北上已成為不爭的事實，雖説主要是因為本土市場的日漸枯萎，但他們的確給內地電影人帶來了豐富的商業類型片運作經驗，給電影市場注入了積極的市場化嘗試的新鮮血液。在目前引領中國電影市場的國產大片以及中等投資成本的中堅力量，幾乎都少不了香港電影人的身影。
2010年
五大民營公司大勢形成
在中國電影走向市場化的過程中，民營電影公司愈發凸顯出至關重要的作用，據統計，目前全國具備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參與創作和投資的製片機構超過600餘家。今天，本報推出的“後百億時代”特刊，專訪到華誼兄弟、博納影業、星美傳媒、光線傳媒以及小馬奔騰五家民營公司老總，他們正是眾多民營電影公司中的代表。目前，除了國字號的產業“龍頭”中國電影集團外，具有市場價值的源頭項目多集中於幾大民營電影公司，同時他們還掌握着導演、藝人經紀、發行音效、院線消費終端以及文化品牌衍生等優勢資源。
特刊中選取的這五家民營公司，分別是以整個電影產業鏈上的不同環節作為核心業務，同時正在拓展全線發展。其中，華誼兄弟已於2009年10月成功登陸內地A股創業板，成為中國娛樂第一股，而博納影業則於2010年12月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此外，隨着來自金融機構、電信、地產等渠道的資金湧入電影界，這些公司也在資本運作、植入廣告、版權抵押貸款、基金、風險投資等方面做出了新的嘗試。
2010年中國電影票房突破百億，其中國產片票房57.34億，而這五家民營電影公司去年的票房總和便超過30億。民營電影公司在完成自身發展的同時，其實也引領了整個中國電影產業發展的方向，形成了現在中國電影業的格局。雖然這五大民營公司目前在國內均處於領軍位置，但是在一些問題的看法上，各位掌門人卻持有不同的觀點。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們對公司發展確定的目標、作出的創新和嘗試，勢必將影響到中國電影產業發展的方向和未來。
哇咔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