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離婚律師》中張揚睿智的“潮大叔”池海東，到這個有點不太靠譜的“第一書記”馬向陽，吳秀波的轉變也真是有些大。劇裏的馬向陽，也更像吳秀波慣常的“潮男”形象，揹着登山裝備滿山跑，戴着大墨鏡站在羣眾中。
馬向陽嘗試做農村與城市的溝通
吳秀波自曝，和馬向陽一樣對農村陌生
本站娛樂訊 電視劇《馬向陽下鄉記》在央視一套已播至第16集，這部自開播以來就異軍突起的鄉土題材電視劇，收視情況喜人。吳秀波正是這張時尚的熟臉兒，把不少年輕觀眾拉回到電視機前，堪稱是貢獻收視率的主要功臣。面對“剪不斷理還亂的鄉村利益糾紛”，吳秀波飾演的“潮叔”書記在觀眾眼中“有點萌”、“有點賤”，還有不少“大智慧”。從《離婚律師》中張揚睿智的“潮大叔”池海東，到這個有點不太靠譜的“第一書記”馬向陽，吳秀波的轉變也真是有些大。
我和馬向陽一樣對農村陌生
吳秀波從來沒想過自己會去拍農村題材的電視劇。《馬向陽下鄉記》講的是一位從城市到鄉下扶貧的“第一書記”的故事，對這個聽上去就有些“主旋律”的劇，吳秀波和他的團隊第一時間都選擇了拒絕。然而，在和導演對談的四個小時裏，他聽到的是有些陌生的農村環境，是一個習慣在城市生活的年輕人突然被扔到農村，並遭遇各種不適的故事，而這個故事觸動了他的某根神經。
“我對農村也是比較陌生的，這樣一想，我不就和馬向陽一樣嗎？”吳秀波説，他找到了角色扮演的動力，也找到了感受的發動機，“馬向陽進入村子的陌生，和我進入這個故事的陌生是一樣的。我對農村的理解和反應，其實就是馬向陽的理解和反應。”於是，劇中的馬向陽開着越野車、拎着蛐蛐罐就下了鄉，被農村的老鼠嚇得不敢睡，對村裏沒廁所等環境感到各種不適，而這些其實都是吳秀波的遭遇。
劇裏的馬向陽，也更像吳秀波慣常的“潮男”形象，揹着登山裝備滿山跑，戴着大墨鏡站在羣眾中。“我自己倒是沒考慮角色是不是一定要時尚，也不在乎會不會對我個人的形象有什麼影響。”雖然有人吐槽，“第一書記怎麼這麼潮？”但吳秀波始終覺得，人物造型始終應該和個性匹配，“馬向陽的設定就是個都市青年，那麼他就應該是都市青年的打扮。”
第一稿有着主旋律劇的通病
接下馬向陽這個故事時，吳秀波並不清楚自己能帶來怎樣的改變，但他憑直覺認為，第一稿劇本有着主旋律戲劇的通病。“馬向陽似乎有些太正、太順了，人物有着天然的社會責任感，總會帶着一種斬釘截鐵的覺悟，事件發生前後的反差也像是一種頓悟，而這和現實並不貼切。”吳秀波覺得，對馬向陽這個城市年輕人來説，被農村的環境改變、再去改變農村的過程裏，一些優秀的個人素質不會是憑空出現的，需要給人物一個鋪墊。
因此，他在開篇裏對馬向陽進行了重新定位，也把這種想法體現在人物關係的處理中。觀眾在故事一開始看到的馬向陽，不是一個“偉光正”的先進青年，而只是一個普通的城市青年。他在下鄉時沒有抱着多大的宏偉藍圖，甚至因為一些誤會，險些被上級領導認為“不夠稱職”而被召回了城市。為了讓後期馬向陽的轉變更合理，吳秀波和團隊商量，在馬向陽和其老舅的關係上埋下伏筆。劇中的馬向陽在對待患有老年痴呆的老舅時，體現出了盡職盡責的孝心，他再次回到鄉村，也是因為聽從了老舅的建議。“這就為後來馬向陽的轉變，找到了根據。”吳秀波説。
對劇本做出的這種改動，在吳秀波看來其實也是演員需要做好的功課。他認為，最好的劇本需要符合三個標準，是否有自己的方向和態度，是否有完好的故事框架，是否有非常清晰的人物個性。吳秀波説到這裏，帶着一些無奈，笑了笑：“在現階段的國產電視劇裏，要做好一個演員，可能至少要學會去做一半的劇本工作。更多時候我們是退而求其次，三個標準裏劇本可能缺了一樣或兩樣，那麼演員要做的，就是看看自己能否對其中的缺失做出彌補。”
嘗試做農村和城市的溝通
“潮男”、“愛玩兒”、“不靠譜”，吳秀波塑造的“第一書記”，看上去有些不着調，也和以往的農村題材電視劇顯得有些不一樣。其實，這種人物設定並非巧合，這種反差也帶着吳秀波對同類題材電視劇的一些反思。
“過去我們的農村題材電視劇，體現出的隔閡就和現實生活中的城鄉差別一樣大。專為農民口味拍攝的電視劇，城市觀眾看會覺得陌生。專為城市羣體拍攝的電視劇，農民也覺得和自己的生活有距離。”不少觀眾反映，劇裏反映的農民性格豐富，為了土地會不停地想招兒，馬向陽也一直忙着各種“救火”，和過去習慣的“苦情式農民”或“搞笑型農村”大為不同。吳秀波也希望，《馬向陽下鄉記》能夠真實地反映一個城市人到了鄉村會遇到什麼，城市和鄉村生活之間到底有多少差異，城市人如何面對這種落差，“是嘗試在做一個農村和城市的溝通，讓彼此能夠相互理解。”
不過，一部作品拍完了能改變什麼，吳秀波很謹慎地思索了一會兒，倒像是一個真的村官在回答問題。他希望人們能通過影視作品看到農村真實的狀態，“我們的國家在迅猛地進行着城鎮化的發展，我們的村莊在一個個的失去，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回過頭看一看，還留在村裏的那些老人、婦女和孩子。”他不覺得通過故事裏馬向陽的辦法，就一定能解決現實問題，“就像《心術》背後是緊張的醫患關係一樣，我演完後人們也經常會問我，我們劇中採取的這種解決辦法，是不是可行。”吳秀波坦陳，這種希望更像是被放大了，被過分寄託在了影視作品上，“作為戲劇工作者，我只能做到讓所有的觀眾關注，而真正何種解決辦法才是最準確的，需要歷史來驗證。”(tg/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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